爱迪眨眨眼睛，发现自己身在一个窄小的环形房间里。山峦消失了，翡翠一样的天空也不见了踪影。灰泥天花板低低地垂在他的头顶上。房间是棕色的——像包装纸一样单调的棕色——除了一个木头凳子和墙上挂着的一面椭圆形镜子以外，别无它物。

爱迪走到镜子前面。他看不到自己的影子。他只看到镜中的房间忽然伸展开来，多出了一排门。爱迪转过身。

然后，他咳嗽起来。

他吓了一跳，那声音好像是从别人嘴里发出来的。他又咳起来，一阵猛烈的、铿铿的咳嗽声，好像胸腔里的东西需要重新安顿下来。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爱迪心想。他摸摸自己的皮肤，比遇见鲁比时老化多了，变得更薄更干燥。他的上腹部，在见到上尉时还像拉紧的橡胶一样绷得紧紧的，现在松松垮垮的，长着在老年人身上常见的一堆堆肥肉。

你还有两个人要见，鲁比说过。然后呢？他的腰隐隐作痛。他的那条坏腿越来越僵硬。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每经过天堂的一重境界，变化就会产生。他正在渐渐腐朽。

他走到一扇门前，把门推开。忽然，他来到了外面，来到了他不曾见过的一家人的院子里，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来到了显然是正在出席一场婚宴的人群之间。客人们端着银盘子站在草坪上。草坪一端是一条覆盖着红花和白桦树枝的拱廊，另一端，在爱迪身边，便是他走进来的那扇门。年轻漂亮的新娘站在一伙人中间，正从她那乳黄色的头发上把一个发夹拿下来。新郎身材修长，穿着一件黑色的礼服，手上举着一把剑，剑尖上钩着一枚戒指。他朝着新娘把剑摆平，新娘拿过戒指，客人们欢呼起来。爱迪听到了他们讲话的声音，但是，他们讲的是外语。德语？瑞典语？

他又咳嗽起来。人们抬起头来。每个人似乎都在微笑，这微笑让爱迪感到恐惧。他迅速地退回他进来时通过的那扇门，以为会回到那个环形房间。然而，他却来到了另一场婚礼上，这一次，是在室内，在一个大厅里，好像都是西班牙人，新娘的头上戴着香橙花。她跳着舞，从一个舞伴移到另一个舞伴跟前，每个客人都递给她一小袋零钱。

爱迪又咳嗽起来——他忍不住——几个客人抬起头来，他退进门去，又来到了另一场截然不同的婚礼，爱迪估计是非洲式的，家人把酒洒在地上，新婚夫妇手拉着手从一把扫帚上跳过。然后，经过那扇门，他又来到了一场中国婚礼上，烟花四起，人群欢悦。然后，另一扇门，另一个场景——大概是法国式的？——一对夫妇正在一起从一只双柄杯子里喝东西。

怎么没完没了呀？爱迪心想。在每一场婚礼上，都没有迹象表明人们是怎么来的，没有汽车，没有巴士，没有马车，没有马。离开似乎也不成问题。客人们转来转去，爱迪融合在他们中间，人们朝他微笑，但没人跟他讲话，就像他在世时去过的少数几次婚礼一样。他喜欢这样。在爱迪的心目中，婚礼上尽是令人尴尬的场面，比如夫妇们被邀请一起跳舞，或者帮忙用椅子把新娘抬起来。他的那条坏腿这时候特别显眼，他觉得房间对面的人好像都能看到。

正因为如此，爱迪回避了大多数婚礼，即使去了，他也时常站在停车场里，抽烟打发时间。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倒也没有婚礼可参加。只是到了晚年，一起工作的年轻人长大了，开始谈婚论嫁，他才把褪了色的西装从壁橱里翻出来，穿上会卡痛他的粗脖子的圈领衬衫。这时候，他曾经断过的腿骨已经变形。关节炎侵袭了他的膝盖。他跛得很厉害，所以不用参加跳舞或者点蜡烛之类的活动。他被认为是一个“老人”，独自一人，跟谁都没有瓜葛，除了摄影师来到桌子跟前时他需要微笑以外，没有人指望他做任何事。

然而，这会儿，他穿着一身维修工作服，从一场婚礼到另一场婚礼，从一个宴会到另一个宴会，从一种语言、一只蛋糕、一段音乐到另一种语言、另一只蛋糕和另一段音乐。婚礼的一致性并没有让爱迪感到吃惊。他一直认为，这里的婚礼和那里的婚礼不会有太大的分别。他搞不明白的是，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又跨过一个门槛，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像是意大利人住的村子里。山坡上是葡萄园，还有用钙华石建成的农舍。许多男人长着浓密的黑发，都湿湿地向后梳着，女人们长着乌黑的眼睛，面目轮廓分明。爱迪找了个靠墙的地方站定，望着新娘和新郎用一把双柄粗齿锯把一根木头锯成两截。音乐声响起——笛子、小提琴、吉他——客人们跳起了塔兰台拉舞，他们在奔放的旋律中飞旋。爱迪退后几步。他将目光游移到人群的边缘。

一位身穿淡紫色长裙、头戴草编帽的女傧相正在人群中穿梭，手上拿着一篮子的糖衣杏仁。从远处望去，她好像有二十来岁。

“Per l’amaro e il dolce？”她说道，一边递过甜品。“Per l’amaro e il dolce？...Per l’amaro e il dolce？...”

一听到她的声音，爱迪浑身一颤。他开始冒汗。他想逃走，但他的两只脚却僵立在地上。她朝他这方向走过来。她的一双眼睛从戴着纸花的帽檐下面看到了他。

“Per l’amaro e il dolce？”她一边微笑着说，一边递过杏仁来。“为了苦也为了甜？”

她的黑发飘落下来，遮住了她的一只眼睛，爱迪的心脏几乎胀裂了。他一时间张口结舌，喉咙里发不出声，但是，那个惟一让他如此心醉的名字刚一出口，一切都变得自然了。他跪倒在地上。

“玛格丽特……”他轻声叫道。

“为了苦也为了甜，”她说。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爱迪和他哥哥正坐在修理车间里。

“这个，”乔自豪地说，举起一个电钻，“是最新产品。”

乔穿着一件方格运动上衣和一双黑白相间的浅口便鞋。爱迪觉得他哥哥穿得太花哨——有虚假之嫌——但是，乔现在是一家五金公司的推销员，而爱迪却多年穿着同样的衣服，所以，他知道什么？

“没错，先生，”乔说道，“拿着。电钻就是用这种电池。”

爱迪用手指捏着那枚电池，是一个叫做镍镉的小东西。令人难以置信。

“试试看，”乔说道，递过电钻。

爱迪按动了扳手，电钻嗡嗡地响起来。

“很棒，是吧？”乔大声喊道。

那天早晨，乔告诉了爱迪他新拿到的工资，是爱迪赚的三倍。然后，乔恭喜了爱迪的提升：“红宝石码头”维修部的头儿，他父亲的老职位。爱迪想说，“如果真那么好的话，你为什么不干？咱俩换换？”但是，他没吭声，他从来不把心里那么深的感受说出来。

“喂，这里有人吗？”

玛格丽特站在门口，手上拿着一卷橘黄色的门票。爱迪的眼睛，像往常一样，一下子就注意到了她的脸、她橄榄色的皮肤、她那双深咖啡色的眼睛。这个夏天，她在售票处找了份工作，她穿着“红宝石码头”的正式制服：白衬衫、红背心、黑裤子、红色贝雷帽，还有一个印着她的名字的徽章别在她的锁骨下方。爱迪一见到这个就觉得恼怒——特别是在他的得意洋洋的哥哥面前。

“给她看看电钻，”乔说道。他转身向玛格丽特，“是用电池的。”

爱迪按动了扳手。玛格丽特赶紧堵住了耳朵。

“比你打鼾还响，”她说。

“哇！”乔大笑起来。“哇！这下子她可逮住你了！”

爱迪难为情地低下头，然后看见他妻子在微笑。

“你能出来一下吗？”她说。

爱迪挥了挥电钻，“我在工作。”

“就一会儿，行吗？”

爱迪慢慢地站起身，跟她走出门去。阳光直射到他的脸上。

“生日快乐，爱迪先生！”一群孩子齐声叫了起来。

“噢，我会。”爱迪说道。

玛格丽特大声喊道：“好了，孩子们，去把蜡烛插在蛋糕上！”

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朝着放在附近一张折叠桌上的长条香草蛋糕跑去。玛格丽特附在爱迪耳边悄声说道，“我答应他们了，你会一次把三十八根蜡烛都吹灭。”

爱迪用鼻子哼了一声。他望着妻子指挥着孩子们。每次看到玛格丽特融洽地同孩子们在一起，爱迪都会感到很愉快，但是，一想起她无法生育，他的心情就又会沉重起来。一个医生说，她太紧张。另一个医生说，她等得太久了，她应该在二十五岁之前生养。后来，他们没钱看医生了。事情就此不了了之。

近一年来，她一直讲要领养一个孩子。她去过图书馆。把文件带回家。爱迪说他们年纪太大了。她说，“年纪大跟孩子有什么关系？”

爱迪说他会考虑。

“好啦，”她从长条蛋糕那里向这里喊。“来吧，爱迪先生！吹蜡烛啦。噢，等等……”她从一个袋子里翻出一架照相机，那是一个很复杂的玩意儿，上面配有小棍子、小薄片和一个圆形闪光灯。

“沙琳借给我的。这是‘宝丽来’一次成像照相机。”

玛格丽特把大家排好，爱迪站在蛋糕后面，孩子们簇拥着他，欣喜地望着三十八团小小的火焰。一个孩子用手捅了捅爱迪，说：“全吹灭，好吗？”

爱迪低头去看蛋糕，糖霜已经一塌糊涂，上面全是小手印。

“我会，”爱迪说道，眼睛却望着他的妻子。

爱迪的双眼盯着年轻的玛格丽特。

“这不是你，”他说。

她放下杏仁篮子，凄然一笑。人们在他们身后跳着塔兰台拉舞，太阳在一道白云后面黯淡下来。

“这不是你，”爱迪又说。

跳舞的人们喊起来，“呼嘿！”他们敲着手鼓。

她伸出手来。爱迪下意识地赶紧去抓，好像去抓一个将要落地的物体。他们的手指触到一起，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好像他的皮肉上生出了新的皮肉，柔软温暖，让人痒痒的。她在他身边跪下。

“这不是你，”他说。

“是我，”她轻声说。

呼嘿！

“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爱迪喃喃说道，把头搁在她的肩膀上，自从死后，他第一次哭了起来。

他们自己的婚礼是在圣诞前夜举行的，在一个叫做“洪山姆”的中餐馆里灯光昏暗的二楼上。餐馆老板山姆估计，那天晚上不会有什么其他生意，所以同意把二楼租给他们。爱迪把在军队里剩下的一点钱都花在了宴会上——烤鸡、中国青菜、葡萄牙红葡萄酒和一个手风琴手。婚礼用的椅子还要用来吃晚饭，所以，结婚宣誓刚一结束，侍应生们就让客人们起身，把椅子搬到楼下去了。手风琴手坐在一张凳子上。多年之后，玛格丽特还会开玩笑地说，他们婚礼上惟一缺少的“就是宾果游戏卡片。”

饭吃完了，小礼物送完了，最后的祝酒也结束了，手风琴手收起了琴盒子。爱迪和玛格丽特从前门离开。天下着濛濛细雨，有些凉意，新郎和新娘一起走路回家，他们的家就在几个街区远的地方。玛格丽特穿着结婚礼服，外面套了一件厚厚的粉色毛衣。爱迪穿着一件白色西装，衬衫把他的脖子都卡痛了。他们手拉着手，在路灯投下的一团团灯影里行走。四周的一切似乎都保持缄默。

人们说他们“找到了”爱，好像爱是藏在岩石下面的什么东西似的。但是，爱是千姿百态的，对任何一对男女来讲都各不相同。人们找到的是某一种爱。爱迪找到的是某种与玛格丽特相守的爱，一种感激的爱，一种深切而无言的爱，一种他知道无论如何都无法代替的爱。她一走，他也就放任自己的生活。他让自己的心沉睡。

而今，她又出现了，就跟他们结婚那天一样年轻。

“跟我走走吧，”她说。

爱迪想站起来，但是，他的那条坏腿一瘸。她毫不费力地把他拉了起来。

“你的腿，”她说道，望着他腿上隐约可见的疤痕，眼里露出那份熟悉的温柔。然后，她抬起眼睛，用手摸了摸他鬓角上的头发。

“都白了，”她微笑着说。

爱迪的舌头动弹不得。他只能呆呆地望着她。她完全是他记得的模样——更漂亮了，真的，因为在他最后的记忆中，她是一个比现在苍老且正受着病痛折磨的女人。他静静地站在她的身边，直到她眯缝起那双乌黑的眼睛，调皮地翘起嘴唇。

“爱迪。”她几乎咯咯地笑出声来。“你这么快就忘记了我过去长得什么样吗？”

爱迪咽了口唾液。“我从来没忘过。”

她轻轻地摸了摸他的脸，一股暖流传遍他的全身。她朝着村庄和舞蹈的人群打了个手势。

“所有的婚礼，”她幸福地说。“这就是我的选择。一个婚礼的世界，在每一扇门后面。噢，爱迪，那永恒不变的东西，当新郎掀开面纱，当新娘接过戒指，你在他们眼睛里看到的那份期望，整个世界都一样。他们真诚地相信，他们的爱和婚姻将是前所未有的。”

她笑了笑。“你觉得我们有过吗？”

爱迪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们有过一个手风琴手，”他说。

他们离开了婚礼现场，走上一条砾石小径。音乐声渐远，隐没在背景的一片嘈杂声中。爱迪想告诉她他看到的每一样东西，发生过的每一件事。他也想事无巨细地询问她的一切。他心潮澎湃，欲言又止。他不知道从何说起。

“你也这样过来的吗？”他终于说道。“你见过五个人？”

她点点头。

“五个不同的人，”他说。

她又点点头。

“他们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你感觉不同了吗？”

她笑了笑。“完全不同了。”她摸摸他的下颏。“然后，我开始等你。”

他端详着她的眼睛，她的微笑。他想知道，她的等待是否同他的一样。

“你知道多少……关于我？我是说，你知道多少……从……？”

他仍然觉得那个字难以出口。

“从你死了之后。”

她摘下草帽，把一绺光亮浓密的头发从前额上拂开。“嗯，我知道我们在一起时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她抿起嘴唇。

“现在，我知道它们为什么发生了……”

她将两手放在胸口上。

“我还知道……你诚心诚意地爱过我。”

她抓起他的一只手，他感到温暖得快要融化了。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死的，”她说。

爱迪沉思片刻。

“我也不知道，”他说。“有一个女孩，一个小女孩，她不巧走到了那部游乐车下面，她有危险……”

玛格丽特睁大了双眼。她看上去好年轻。爱迪没有想到，跟他的妻子讲他死的那天会这么难。

“他们现在有那种游乐车，你知道，那些新的游乐车，跟我们过去坐的完全不同了——现在每部时速都得一千英里。总之，有这么一种车，车厢从高处落下来，液压系统会把它停住，慢慢地放到地面，但是，电缆被割断了，车厢脱轨了，我仍然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车厢掉下来了，是我告诉他们把车厢放开的——我是说，我告诉了多米，就是现在跟我一起工作的那个孩子——不是他的错——但是，我告诉了他，然后，我想去制止他们，但是，他听不到我喊他，那个小女孩就坐在那里，我想够到她。我想把她救出来。我感到了她的两只小手，但是，我……”

他不言语了。她歪起脑袋，催促他继续说下去。他长长舒了口气。

“我到了这里以后还没讲过这么多话呢，”他说。

她点点头，笑了笑，一个温柔的笑，爱迪一见，两眼便湿润起来，一阵悲伤涌遍全身。忽然间，莫名其妙地，一切都不重要了，他的死，或者公园，或者他朝着他们大喊“退后！”的那一群人。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他在干什么？他真的同她在一起吗？仿佛有一种埋藏在心底的悲伤浮起来揪痛人的心，他的灵魂倏然间遭到旧日情感的伏击，他的嘴唇开始颤动，他所失去的一切如同一股洪流将他卷入其中。他望着他的妻子，他死去了的妻子，他年轻的妻子，他销踪匿影的妻子，他惟一的妻子，他不想再寻寻觅觅。

“噢，上帝呀，玛格丽特，”他轻声说。“真对不起，真对不起。我说不出口。我说不出口。我说不出口。”

他两手抱住脑袋，他到底还是说了，他说出了那句人人都说的话。

“我好想念你。”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夏日的跑马场上，挤满了客人。女人们戴着太阳草帽，男人们抽着雪茄。爱迪和诺埃尔早早就下了班，来跑马场用爱迪的生日数字39玩“每日双重彩”。他们坐在板条折叠椅上，脚边到处是喝啤酒的纸杯，满地都是人们丢弃的马票。

早些时候，爱迪已经赢了第一场马。他把赢来的钱押了一半在第二场马上，又赢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他赢了二百零九美元。输了两次小赌之后，他把剩下的钱第六次全部赌在一匹马上，他和诺埃尔兴高采烈地想，反正他们来的时候也几乎一无所有，空手回家又怎么样？

“想想看，如果你赢了的话，”诺埃尔说道，“你赚来的钱就都能给孩子了。”

铃声响起，赛马冲了出去。赛马在远处的直线跑道上挤成一团，马身上五颜六色的丝绸披挂随着赛马的奔腾跳跃晃成了一片。爱迪赌的是8号，一匹名叫泽西·芬弛的马，这马不赖，尤其在四对一的时候，但是，诺埃尔刚才提到的“孩子”——他和玛格丽特准备领养的孩子——让他感到一阵内疚。他们本来可以用这钱的。他为什么干这种事呀？

人群站起身来。赛马跑过来了。芬弛跑到了外围，抻长了身子驰骋起来。人群的欢呼声和雷霆般的马蹄声交错起伏。诺埃尔大叫大嚷。爱迪紧紧攥着他的马票。他情不自禁地紧张起来，浑身生出鸡皮疙瘩。一匹马冲到了前头。

泽西·芬弛！

现在，爱迪赢了近八百美元了。

“我得挂电话回家，”他说。

“你会倒运的，”诺埃尔说。

“你在说什么？”

“你告诉别人，就会倒运。”

“神经病。”

“别挂。”

“我要挂电话给她。她会高兴的。”

“她不会高兴。”

他一瘸一拐地来到一个公用电话前，投进一个五分钱硬币。玛格丽特接起电话。爱迪将消息告诉了她。诺埃尔说对了，她很不高兴。她要求他回家。他告诉她别要求他干什么。

“我们就要有孩子了，”她嗔怪道。“你不能总是这样。”

爱迪放下电话，耳朵根嘣嘣直跳。他回到了正在栏杆处吃花生的诺埃尔身边。

“我猜着了吧，”诺埃尔说。

他们走到窗口，又选了一匹马。爱迪从口袋里掏出钱。他的心思有一半已经不想再赌了，另一半却想再翻倍地赢，这样，等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可以把钱往床上一扔，告诉他妻子，“拿着，买点你喜欢的东西，行了吧？”

诺埃尔望着他把钱推进窗口。他扬了扬眉毛。

“我知道，我知道，”爱迪说。

他不知道的是，玛格丽特因为没办法打电话找他，所以决定开车来跑马场。在他过生日的时候朝他嚷嚷，她感到很难过，她想向他道歉，她也不想让他再赌下去了。凭着她以往的经验，诺埃尔会坚持一直待到跑马场关门——诺埃尔就是那样。跑马场离她家只有十分钟的车程，她抓起她的手袋，坐进他们的纳什兰布勒牌二手车，顺着海滨大道开去。她向右拐上了莱斯特街。太阳已经落山了，天空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大部分汽车迎面而来。她把车开到了莱斯特街的天桥下，这座天桥过去曾经是去跑马场的必经之路，客人们走上楼梯，跨过街道，再从楼梯上走下来；后来，跑马场付钱给市政府，建了一盏交通灯，这座天桥便基本上废弃不用了。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天桥上并非空无一人。桥上有两个十七岁的少年，不想被人发现，几个小时之前，他们在一家酒铺偷了五盒香烟和三瓶“老哈珀”威士忌酒，被人赶了出来。这会儿，酒喝完了，香烟也抽了许多根，今夜他们闷得慌，就将空瓶子放在生锈的护栏外面摇晃。

“你说我敢不敢？”一个说。

“你不敢，”另一个说。

第一个年轻人撒手让瓶子落了下去，他们弯下身子躲在铁栏杆后面观望。瓶子差一点砸到一辆车上，在马路上摔得粉碎。

“哇！”第二个叫道。“看到了吧！”

“胆小鬼，现在扔你的呀。”

第二个站起身，伸出手举着瓶子，选择了车辆稀少的右手车道。他将瓶子前后摇摆着，想选好时机，让瓶子落在两辆车之间，好像这是某种艺术，他是某种艺术家。

他的手指松开了，脸上几乎露出了微笑。

四十英尺以下的地方，玛格丽特绝对没想到要往上看，绝对没想到天桥上可能发生什么事，她除了想把爱迪在钱全部输光之前从跑马场里拉出来以外，没想其他任何事情。她正在考虑该到哪个看台去找爱迪，突然，一个“老哈珀”威士忌瓶子将她的挡风玻璃砸成了纷飞的碎片。她的车头撞到了路中间的混凝土分隔板上。她的身体像玩具娃娃一样被抛了起来，撞在车门、仪表板和方向盘上，她的肝脏被撕裂了，胳膊折断了，她的头受到了极大的撞击，她失去了对夜的听觉。她听不到刺耳的刹车声了。她听不到喇叭的鸣叫了。她也听不到胶底运动鞋跑下莱斯特街天桥，消失在夜色中。

爱情像雨水，从天而降，带给爱人们沁人心扉的喜悦。然而，在生活的灼烤下，爱情有时也会表面干涸，需要从地下滋润，照料它的根茎，让它保持生机。

发生在莱斯特街上的车祸将玛格丽特送进了医院。她在近六个月里卧床不起。她受伤的肝脏终于恢复了，但是，医疗费用和耽搁的时间让他们的领养计划化为了泡影。他们本来打算领养的孩子送给了别人。无言的责备永远没能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它只是像一个阴影一样从丈夫那里转移到妻子身上。玛格丽特好长时间都沉默寡言。爱迪埋头于工作。阴影在他们的餐桌上占据了一个位置，他们在它的陪伴下进餐，听着叉子和盘子单调的撞击声。他们即使讲话，也只是谈一些小事情。他们的爱情之水藏到了根茎底下。爱迪再也没赌过马。他同诺埃尔的交往也逐渐淡薄了，早餐桌上的谈话内容变得牵强。

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游乐场首先引进了一种钢管轨道游乐设施——轨道扭曲的角度之锐利，是木轨道无法企及的——忽然间，几乎被人们遗忘的“疯狂过山车”，又风靡起来。公园主人巴洛克先生为“红宝石码头”订购了一部钢管轨道游乐车，爱迪负责监督游乐车的建造。他朝安装人员大喊大叫，检查他们的每一个举动。他不信任速度这么快的东西。六十度角？他肯定有人要受伤。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样倒也让他分了神。

“群星荟萃音乐厅”给拆掉了，“拉链车”也给拆掉了，还有那条孩子们现在觉得老掉了牙的、令人肉麻的“爱情隧道”。几年之后，一艘叫做“木头水槽”的新游乐船建成了，爱迪吃惊地发现，游乐船居然大受欢迎。人们坐在船上顺着水槽漂流，最后，掉进一个水花飞溅的大水池里。爱迪搞不明白，人们为什么那么喜欢被淋湿，况且，大海就在三百码远的地方。不过，他照样搞他的维修，光着脚站在水里，保证船不会脱轨。

终于，夫妇俩又开始讲话了，一天晚上，爱迪甚至提到了领养的事。玛格丽特摸摸前额，说道：“我们现在年纪太大了。”

爱迪说，“年纪大跟孩子有什么关系？”

岁月流逝。孩子没领养到，但是，他们的创伤却慢慢地愈合了，他们对彼此的依赖终于弥补了他们留给对方的空间。早晨，她给他烤面包片和煮咖啡，他开车把她先送到她做清洁工的地方，然后掉转头来去码头。有时，她下午收工早，她就会跟他一起沿着海滨走道步行，四处巡视，她会骑旋转木马或者乘坐涂着黄色油漆的蛤壳，爱迪会一边给她解释旋翼和电缆的道理，一边倾听发动机的声音。

七月里的一个晚上，他们在海边散步，吃着葡萄棒冰，光着脚踩在湿湿的沙子上。他们四下张望，发现自己是沙滩上年龄最大的人。

玛格丽特说起年轻女孩子们穿的比基尼泳衣，说她永远不会有胆量穿这样的东西。爱迪说那些女孩子们很幸运，因为如果她穿上的话，男人们可就不会看别人了。虽然玛格丽特这时已经四十多岁了，臀部已经发胖，眼睛四周也出现了细细的鱼尾纹，她还是打心眼里感谢爱迪，默默地望着他扭曲的鼻梁和宽阔的下颚。爱情之水又从天而降，滋润着他们，就像他们脚下的海水，实实在在的毋庸置疑。

三年后的一天，玛格丽特正在厨房里用面包屑裹鸡块。爱迪的母亲已经去世很久了，但他们一直住在这幢老公寓里，玛格丽特说这样会让她想起他们年轻的时候，她喜欢看窗外的老旋转木马。突然间，在没有一丝预兆的情形下，玛格丽特的右手手指不由自主地张开了。手指向后弯去，无法合拢。鸡块从她的手掌上滑下来，落到水池里。她胳膊抽痛，呼吸急促。她愣愣地望着自己僵硬的手指，它们好像是属于别人的，别人正用它们抓着一个无形的大罐子。

然后，一切旋转起来。

“爱迪，”她叫道，但是，等他回到家的时候，她已经晕倒在地板上。

他们确诊说，是脑瘤，她的身体会像许多其他病人一样日渐衰弱。治疗似乎让病情有所缓解，头发一片片地脱落，早晨与嗡嗡作响的放射线仪器作伴，晚上在医院的马桶边呕吐不停。

在最后的日子里，当癌症被判定获胜时，医生们只是说，“多休息。别着急。”当她提出问题时，他们会同情地点头，一下一下好像从滴管里勉强挤出来的药水。她意识到这不过是客套，是他们无能为力时好心的表示，当一个医生建议她“把事情料理好”的时候，她要求出院了。与其说她是要求出院的，不如说她是通知医生她要出院的。

爱迪扶她走上楼梯，把她的外套挂好，她四下打量他们的公寓。她要煮饭，但是，他强迫她坐下，然后烧了一些开水沏茶。他头一天买好了羊肉排，那天晚上，他邀请了几个朋友和同事，他语无伦次地同大家说着话吃完了晚饭，大多数客人见到面色焦黄的玛格丽特都说：“嘿，看谁回来了！”好像这是一个庆祝她回家而不是向她告别的聚会。

他们用一只“康宁”盘子盛土豆泥，甜点是黄油巧克力方糕，等玛格丽特喝完了第二杯酒，爱迪拿起酒瓶，给她倒了第三杯。

两天之后，她惊叫一声醒来。他在破晓前的沉寂中开车送她去医院。他们简短地说着话，商量哪个医生可能当班，爱迪应该给谁打电话。虽然她就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爱迪还是感到她的影子无处不在，在方向盘里，在油门里，在他眨眼的瞬间，在他清嗓子时发出的声音里。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要挽留住她。

她四十七岁。

“你带着卡吗？”她问道。

“卡……”他茫然地说道。

她深吸一口气，闭上了眼睛，待她再开口的时候，她的声音变得更加纤细，好像那口气已经消耗了她过多的体力。

“保险卡，”她声音沙哑地说。

“对，对，”他赶紧说，“我带着呢。”

他们把车泊在停车场里，爱迪熄了火。四周骤然变得过于凝滞，过于安静。他听得到每一个细小的声音，他的身体在皮车座上发出的咯吱声，车门把手喀哒一记打开的声音，外面的空气急速流过的声音，他的脚踩在停车场上的声音，他的钥匙串叮当作响的声音。

他帮她打开车门，扶她出来。她的肩膀紧挨在下颚边蜷缩成一团，像一个冻僵了的孩子。她的头发被风吹得遮住了脸。她吸了吸鼻子，抬起眼睛，望着远处的地平线。她朝爱迪示意了一下，并朝那台白色大型游乐车顶部点了点头，游乐车上的红色车厢像挂在树上的装饰物一样摇来晃去。

“从这儿可以看到它，”她说道。

“‘阜氏巨型摩天轮’？”他说。

她避开目光。“家。”

爱迪来到天堂之后还没有睡过觉，所以，他觉得自己同每一个跟他见面的人待在一起的时间都不超过几个钟头。但是，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没有睡眠也没有醒来，没有日落也没有潮涨，没有三餐也没有日程表，他怎么知道呢？

同玛格丽特在一起，他只需要时间——越多越好——他现在如愿以偿了。他们穿过一扇扇的门，见识各式各样的婚礼，他同她畅所欲言。在一场瑞典婚礼上，爱迪告诉她，他哥哥乔十年前死于心脏病，死前一个月刚刚在佛罗里达州买了一套新的高尚公寓。在一场俄国婚礼上，她问他是不是一直住在他们的老公寓里，他说是，她说她听了很高兴。在一个黎巴嫩村庄里举行的户外婚礼上，他讲起他到了天堂之后发生的事情，她似乎在听，又似乎已经知道。他讲到蓝皮人和他的故事，讲到为什么一些人死掉而另一些人活着，他讲到了上尉和他的关于自我牺牲的故事。当他讲到父亲的时候，玛格丽特回忆起曾有许多个夜晚，爱迪为了父亲的事火冒三丈，他捉摸不透父亲的冷漠。爱迪告诉她，现在他已经把事情摆平了，她扬起眉毛，咧开嘴笑了，爱迪又体会到了他多年来怀念的那种熟悉、温暖的感觉，那便是做一件能让他妻子开心的事。

一天晚上，爱迪讲到了“红宝石码头”的变化，老式游乐车都被拆除了，游艺室里的锡管音乐变成了震耳欲聋的摇滚乐，疯狂过山车扭曲得像开瓶塞的钻子，车厢还倒挂在轨道上，那些“黑暗”游乐车，以前不过是把牛仔剪影涂上能在黑暗中发亮的油漆，现在使用的都是录像屏幕，好像一直在看电视。

他告诉她那些新鲜的名称。再没有什么“蜻蜓点水”或者“翻滚虫子”。样样都叫什么“暴风雪”，“疯狂之旅”，“极速之行”，“大漩涡”。

“听起来很奇怪，是不是？”爱迪说。

“听起来，”她叹惜地说道，“好像是别人的夏天。”

爱迪意识到，这正是他多年以来的感受。

“我应该到别处去工作，”他跟她说，“对不起，我从来没能把我们从那里弄出去。我的父亲。我的腿。战争之后，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废物。”

他看到她脸上掠过一丝忧伤。

“发生了什么事？”她问道。“在那场战争中发生了什么事？”

他从来没真正地告诉过她。大家心照不宣。在他那个年代，士兵们做他们该做的事，回到家以后就不再提起。他想到了他杀死的那些人。他想到了那些守卫。他想到了他手上的鲜血。他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得到宽恕。

“我迷失了自己，”他说。

“你没有，”他的妻子说。

“有，”他轻声说道，她不再出声了。

有时，在天堂里，他们会一起躺下。但是，他们并没有入睡。玛格丽特说，在地球上，当你睡着时，你有时会梦到天堂，在梦里勾画出天堂的模样。但是，现在没有理由再做这样的梦了。

所以，爱迪搂着她的肩膀，把鼻子埋在她的头发里，深深地呼吸她的芬芳。有一次，他问他的妻子，上帝知不知道他在这里。她微笑一下，说道：“当然了，”虽然爱迪承认，在他的一生中，他有时躲着上帝，有时觉得上帝根本没注意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