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另一方面，是一部分旧地主阶级的文人对新兴皇朝臣属关系的斗争。他们的阶级立场很坚定，认为造反的穷苦农民怎能做皇帝，对地主进行统治，因而拒绝和新朝合作。

这些文人对由红军发迹的朱皇帝，怀有深刻的憎恨。典型的例子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斩断手指，立誓不做官，被逮捕到京师。元璋问他们：“昔世乱居何处？”回答说：“红寇乱时，避居于福建、江西两界间。”元璋大怒：“朕知伯启心怀愤怒，将以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特谓伯启曰：“尔伯启言红寇乱时，意有他忿。今去指不为朕用，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愚夫仿效之风。”特派人把他们押回原籍处死。苏州人姚润、王谟也拒绝做新朝的官，都被处死刑，全家籍没。

有的文人怕元璋的严刑重法，动辄挨打以至杀头，谢绝新朝的征召，实在推脱不了，勉强到了南京，还是拒绝做官。例如，浙江山阴人杨维祯，号铁崖，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洪武二年被征，婉辞不去。三年又被地方官敦促上路，赋《老客妇谣》明志，大意说快死的老太婆不能再嫁人了，皇帝如不见谅，只好跳海自杀。元璋因他名望很大，不好过分勉强。维祯在南京住了几个月，便请求回家。宋濂赠诗说：“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江阴王逢自号席帽山人，张士诚据吴，其弟士德用逢计劝士诚北降于元以拒西吴。士诚亡，逢隐居乌泾。洪武十五年以文学被征，亏得他儿子在朝廷做官，向皇帝磕头哭求，才放回去。也有抗拒不了，被迫非做官不可的，如大名秦裕伯避乱居上海，两次被征不出。最后元璋写了亲笔信说：“海滨民好斗，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坚守不起，恐有后悔！”情势严重，秦裕伯只好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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