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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古代历朝变法，都是将重点放在重新划分社会资源上，以此来缓解社会矛盾，增强朝廷力量。

只不过时代不同，具体方法不同而已。

要划分社会资源必然会触犯到原资源持有者的利益，往往这个阶层的力量也是最可怕的，这种时候就不能挑衅，而是需要低调，尽量迷惑、减少敌人，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

王安石在原历史上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也是如此，一是敌对力量太多，他们故意歪曲攻击新法，二是法例太细太彻底，又用人不当，使法例不能按制定的初衷贯彻实施，没有团结到本应得到利益的中下阶层。

而曹斌在襄阳、江东、淮东等地成立交易所、盐民百工学堂，倡导官定商会，发展工坊、海贸，甚至一定程度上纵容方腊肆虐，就是在有意削弱旧有仕绅的根基，增强做工者、中层地主和商人的力量。

如此的变法，就不单单是朝廷从上而下的强制推行，也是中下阶层获得更多地位和资源的愿望。

再加上交易所、官定商会等机构本身对经济具有的调控作用，可以说在王安石提议变法之前，曹斌就已经做好了足够的铺垫。

只要避免王安石树敌、用人上的错误，曹斌有信心保证这次变法不会重演历史上的失败，也不会使王安石再次成为亡宋的“罪人”。

书房里，曹斌见王安石有所警醒，也放下心来，又对他仔细劝导了一番后，笑道：

“介甫也无须太过保守，本爵之所以将变法大事交托于先生，就是看重先生敢于任事，一心报国，干才无双。”

“遍观群臣，熟读圣贤之书，却难在一个‘诚’字上，诚于国，诚于事，诚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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