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六年，居正为庶吉士，从此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大道。这时政治的大权，一切都在世宗手里。世宗是一个“英明”的君主，十六岁的时候，他只是兴王，武宗死了，遗诏召他嗣位。他自安陆兴王府入京。到了城外，礼部尚书请用皇太子即位礼，世宗立即拒绝，坚持着遗诏只是嗣皇帝，不是嗣皇子。十六岁的青年，这样地坚决，确实是一个英主的举动。即位以后，为了追尊父亲兴献王的事情，和大臣发生许多的争执，但是在大体上，我们毕竟不能不承认世宗称兴献王为皇考，伯父孝宗为皇伯考，是一种合理的主张。此外还有许多兴礼作乐的事，也许现代的我们不感到很大的兴趣，但是如废除孔子文宣王的尊号，只称先师，撤除塑像，只设木主，究竟不失为开明的举动。

然而嘉靖二十六年，世宗已经老了。他只是四十一岁，但是皇帝的年龄，和一般人不同。崇高的位置，使他的生活失去了上进的诱惑，于是他开始感觉到厌倦，再由厌倦感觉到衰迈了。从嘉靖十八年起，世宗已经不视朝，二十年以后，便一直在西苑万寿宫，连宫内也不去。一切的政务，都在因循和颓废中间消磨了。嘉靖二年起，世宗在宫中开始修醮，至此更是无日不在修醮的当中。当时还有前朝、后朝的分别：前朝百官的章奏，是给世宗皇帝看的；后朝便是道士的章奏，也是给世宗看的，但是后朝的世宗，只是道士的领袖。可是世宗对于整个的政治，仍然把持着，一步不会放松。他是洞内的虎豹，发怒的时候，会从洞内跳出来，打死些獐猫鹿兔，打得厌倦了，便仍回洞内，度那优裕懒散的生活。二十六年以后，世宗杀夏言，杀曾铣，杀丁汝夔、杨选、杨守谦、王忬，乃至杀杨继盛，杀严世蕃，都是同一心理作用。然而世宗毕竟厌倦而衰迈了，整个的政权慢慢地从手里落下，严嵩、严世蕃父子就乘此盗弄君权，显赫一时。可是大柄仍然在世宗手里，当他从斋醮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严嵩不免奉命回籍，严世蕃竟至身首异处。假如这是当时政治的轨道，那么居正入仕的那一年，明代的政治正在这样的轨道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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