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五年夏天,李自成、罗汝才联军在河南境内所向克捷,剩下周藩所在的开封孤零零地处于义军的重围之中。朱由检眼见农民起义在中原地区有如烈火燎原,无法收拾;返顾官军的状况,几年以来武将拥兵自重,逐渐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突出地表现为调动不灵,或者即便奉调而来,一遇劲敌就丢下督师的文臣各自逃命。当时明政府用于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军中,实力最强的是屯驻于河南、湖北的左良玉部和所谓援剿总兵贺人龙等统率的陕西兵。这两人都骄横跋扈,不为朝廷所用。贺人龙于崇祯十三年曾从四川“譟归”陕西,不肯为追剿张献忠、罗汝才部起义军卖命,后来两次随陕西总督出关都不战而溃,把朝廷的方面大员傅宗龙、汪乔年先后丢给了义军。左良玉在杨嗣昌督师时就不服调遣,丁启睿继任督师后对他更是一筹莫展,“往来依违其间,为良玉调遣文书,未始自出一令。时人谓之‘左府幕客’。”在这种走狗不走的局面下,朱由检知道无法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遂决定分别采取措施,力图改变现状。
由于贺人龙问题更严重,朱由检密令新任陕西总督孙传庭将他处斩,借以杀一警百。这年四月间,孙传庭檄调各总兵会集于西安,在筵席上突然逮捕贺人龙,宣布罪状后立即斩首示众。接着部署善后事宜,以贺人龙部兵丁分隶诸将,提升贺人龙手下的农民军叛徒、副总兵高杰为总兵,借以稳定军心。
对于左良玉,明廷考虑到他麾下兵多势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他收罗来的义军叛徒所统的部队,如果处置不当很可能一哄而散,依旧变为“流寇”。因此朱由检采取了结之以恩的办法。左良玉年轻时曾犯下抢劫军装罪被削去官职,屈身走卒之列,后来被侯恂看中授以兵权,在援辽战役中崭露头角,从此一帆风顺位至大将。由于有这一番遭遇,他对侯恂自然怀有好感。崇祯帝知道个中原委,认为可以利用侯恂同左良玉的关系加以笼络。崇祯十五年六月,他特旨把当时因事下狱的侯恂放了出来,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并辖“平贼”(指挂“平贼将军印”的左良玉)等镇援剿官兵,让他组织官军南北合击以解开封之围。侯恂是河南归德府人,对家乡情况比较了解,接任以后就上疏朝廷,对用兵方略提出了一个全盘计划,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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