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五年夏天，李自成、罗汝才联军在河南境内所向克捷，剩下周藩所在的开封孤零零地处于义军的重围之中。朱由检眼见农民起义在中原地区有如烈火燎原，无法收拾；返顾官军的状况，几年以来武将拥兵自重，逐渐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突出地表现为调动不灵，或者即便奉调而来，一遇劲敌就丢下督师的文臣各自逃命。当时明政府用于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军中，实力最强的是屯驻于河南、湖北的左良玉部和所谓援剿总兵贺人龙等统率的陕西兵。这两人都骄横跋扈，不为朝廷所用。贺人龙于崇祯十三年曾从四川“譟归”陕西，不肯为追剿张献忠、罗汝才部起义军卖命，后来两次随陕西总督出关都不战而溃，把朝廷的方面大员傅宗龙、汪乔年先后丢给了义军。左良玉在杨嗣昌督师时就不服调遣，丁启睿继任督师后对他更是一筹莫展，“往来依违其间，为良玉调遣文书，未始自出一令。时人谓之‘左府幕客’。”在这种走狗不走的局面下，朱由检知道无法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遂决定分别采取措施，力图改变现状。

由于贺人龙问题更严重，朱由检密令新任陕西总督孙传庭将他处斩，借以杀一警百。这年四月间，孙传庭檄调各总兵会集于西安，在筵席上突然逮捕贺人龙，宣布罪状后立即斩首示众。接着部署善后事宜，以贺人龙部兵丁分隶诸将，提升贺人龙手下的农民军叛徒、副总兵高杰为总兵，借以稳定军心。

对于左良玉，明廷考虑到他麾下兵多势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他收罗来的义军叛徒所统的部队，如果处置不当很可能一哄而散，依旧变为“流寇”。因此朱由检采取了结之以恩的办法。左良玉年轻时曾犯下抢劫军装罪被削去官职，屈身走卒之列，后来被侯恂看中授以兵权，在援辽战役中崭露头角，从此一帆风顺位至大将。由于有这一番遭遇，他对侯恂自然怀有好感。崇祯帝知道个中原委，认为可以利用侯恂同左良玉的关系加以笼络。崇祯十五年六月，他特旨把当时因事下狱的侯恂放了出来，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并辖“平贼”（指挂“平贼将军印”的左良玉）等镇援剿官兵，让他组织官军南北合击以解开封之围。侯恂是河南归德府人，对家乡情况比较了解，接任以后就上疏朝廷，对用兵方略提出了一个全盘计划，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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