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岁那年,我花了27.5万美元在沃思堡高级区买下一栋殖民风格的房子。在1977年,那是一大笔钱,也是一栋大房子——特别是在得州。暗红砖和白圆柱支撑一个雅致的阳台,屋子前面停着奔驰。我的艺术交易事业起飞了,我们开始过社交版的生活。我建立起事业,黛博拉是支持先生的妻子。
大型慈善机构开始找上门,我常捐出价值五千美元的画作或大量礼券给无声竞标会,希望能吸引有钱的竞标者到我的艺廊来。我们出席的正式慈善舞会一张餐券要价一千美元,黛博拉和我的照片不停上报,画面是我们在星空下举着香槟杯。
但她想不通这类慈善活动的逻辑。
“我们花两千美元入场,一半的钱是付给布置场地的组织者,”她说,“然后我穿的晚礼服要两千美元。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寄出一张四千美元的支票,然后我们待在家就好了?这样慈善机构能募到更多钱。”
“这对生意比较好。”我说。
“真的吗?那你赚了多少钱?”
“嗯……目前还是零。”
那些年里,我每个月都在纽约待一个礼拜,后来我和一个叫迈克尔·阿特曼的艺术经销商发展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我们到今天还是合伙人。每年我大概去巴黎四次,其间也会有去东京、香港、佛罗伦萨的头等舱加五星级饭店短程旅行。我买卖昂贵的艺术品,和私人客户碰面,跟艺廊老板和博物馆采购商交际应酬;并设法安排滑雪、品酒和参观城堡的周末假期。
我们在沃思堡待到1986年,直到我觉得自己已经超越那个城市,然后便搬去达拉斯,我想我在那里可以靠艺术赚更多钱。我们搬进公园市一栋尽善尽美的百万房屋,然后拆了它,把它盖得更豪华,并漆成特别的颜色,好搭配我停在车道上的那辆红色积架车。公园市是一块富有地区,地方报纸《公园市居民》定期刊登“最佳服装品位的女士”名单,她们大多每年要花二十万在衣服上。我并不介意,而且,若我的名字出现在这类名单上,大概会令我相当得意。至于黛博拉呢,这当然让她退避三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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