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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六年七月十八日，大明京师应天府新城，大宗伯沈复专程拜见皇帝朱靖垣。

在皇帝办公室里面见了礼，沈复递上了一份自己写的奏疏：

“陛下，臣以为应该修一份罗马和泰西诸国史了。”

朱靖垣听了这句话就是一愣，主要是没有意识到修史这件事情。

然后就打开奏疏看了一下，沈复在上面写了修撰罗马和泰西诸国史的意义。

首先说明，罗马和泰西诸国不同于大理和日本。

其领土面积广阔，国家成分复杂，目前剩余的人口数量众多。

关键是有了相对较高的文明特征，有一大批能够管理社会且拥有编撰文献能力的遗民。

这些人短时间内不会全部消失。

他们会留下很多记录，甚至可能会出现民间版本的泰西通史。

如果大明朝廷不修史，等同于将罗马和泰西历史的解释权，放给了这些泰西诸国遗民们。

他们修撰的历史的态度未必会符合大明的政治立场。

与其这样，不如大明朝廷官方修撰一份罗马和泰西诸国史，可以尽可能的简略，但是可以表明朝廷立场。

以后，礼部在文化宣传方面，能够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参照。

艺文部审查文艺作品时也能有一个标准。

大明朝廷理所当然的目标，是将天下生活的其他族群，有选择的纳入大明的天朝体系。

焚书、平坟、拆庙有助于推动这个过程，可以尽可能斩断其根源。

同时，给其他族群修史同样有助于推动这个过程，盖棺定论可以安抚现存的其他族群遗民的情绪。

承认对方过去存在过的事实，同时营造融入进来是大势所趋的共识。

随着其他族群移民的事实上逐步消亡，在后世逐步消减其他族群过去存在的事实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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