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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年之前，独尊儒术。

无论官、吏，都被儒生所把持。

在这种时代，如果想要施行儒家经术中的“德政”，照理说就该把朝政委托于儒生。

到了光武帝一朝，虽儒道大兴，然官场风气却为之一变。

一招“退功臣而进文吏”，名义上提拔了大量底层文士，世人却不知这些文吏之中儒生的占比却并不高

这些做事的文吏，擅长的是“刑理”、“法令”，而非儒家经术，以“经验”，而非“经典”治理政事。

这从根本上上回归到了西汉时“霸王道杂之”的状态。

也正因为这样，在东汉初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人皆推崇儒家经术。

但到了具体细务上的吏员与吏治问题上，却形成了说的与做的并不一样的奇妙画面。

“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的做法开始大行其道。

理想主义者高高在上，务实主义者鞠躬而下，形成了一种十分和谐的政治图卷。

然而好景不长！

当顶层文士居庙堂日久，形成的世家集团逐渐下沉，又与日益形成的土地兼并集团合流，事情就变质了。

到最后。

灵帝“卖官鬻爵”这一重大举措为原本的善政送上致命一击，废史立牧又彻底在野心家的心火上浇了把油……

在这之前。

儒生与吏员还是两个泾渭分明、互不对付的群体。

儒生重文化学术，吏员重为政举措，因此经术与政治也是泾渭分明的。

在这之后。

经术开始大举向政治进攻，儒生也开始了对吏员的渗透。

直到现在，吏员内部山头林立，各有挂靠、各自统属。

以至某个山头一声令下……不，只需使个眼色，便可令高居九卿的朝堂一部在形式上彻底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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