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写回忆录之前，我就一直在纠结：是否该将自己的私生活及内心的真实感受公布于众？是否该明智地避免对心灵的拷问？是否会因为我的“过度”回忆而变成一种“表白”？是否我该将一些“糗事”掩藏在心，永不公开，以此减少无尽的流言蜚语？

那年的北京下了一场没有丝毫预兆的早雪，并且出奇地大。恰在这个周一的大雪天中，我在公司内部正式宣布了辞去总经理职务的决定，并公布了小股东的来信，介绍了我与宁总（宁高宁，时任华润集团总经理，后任中粮集团董事长）会谈的情况。整个会场一片沉静，有许多部门经理始终低着头，我知道他们心中的滋味，就像这场大雪一样，压得整个天都阴沉沉的。他们在追悔自己没有完成任务指标，但事实已经摆在桌面上，这是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不想接受也必须接受的现实。

很快这个消息就被媒体知道，随之而来的是接不完的电话，探寻辞职背后的秘密。

为了维护企业的形象，我选择用最正面的回答解释辞职的行为，以避免在股市和市场中给企业的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但媒体的八卦劲头十足，挡是挡不住的。铺天盖地的报道像大山要倒了一样，远比那场大雪来得更加猛烈，也更加寒气逼人。

“年薪700万的总经理宣布辞职”的巨大标题大大提高了宣传效果和放大作用，也惊动了时任总理朱镕基。

三天后赵康（北京建设开发总公司的董事长）转告我，朱镕基总理有个批示，但不知道什么内容。几天后，通过朋友我从市政府拿到了朱总理亲笔批示的复印件，上面还有通过正式收发渠道转件的各级政府的收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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