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初，市里要整顿经济秩序，当时最典型的是前邮电部部长钟夫翔的儿子钟家伦新办的企业，号称是北京最大的个体户（那时候法律还没有公开承认个体企业化经营），超出了经营管理的范围并违规，因此要对全市类似企业进行整顿，当然也包括北京青年服务社这个挂着集体所有制的牌子实际是个体经营方式的企业。

那时还没有明确的民营经济的相关法律，于是市联社派出了工作组，全面接管了北京青年服务社，并开始了整顿学习。当我回到小商店时，发现连我的法人代表也被取消了，经营的权力被工作组全面接管了，而当我到东总布胡同的青年服务社总部时，发现曾小凡也已经大权旁落，没什么话语权了。

在整顿学习的过程中，我接到了戴小明的电话，要约我面谈一次。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华远公司这个名字。

那时华远公司已经从南千章胡同的三间平房搬到了花园宫七号（如今已经被拆除，变成了金融街），当时是在按院胡同八中的旁边，这是我上中学时经常走的一条路。那时我的家在三里河，每天要从按院胡同或察院胡同穿过，经小口袋胡同到三十五中上学。清代按院、察院都是官方的机构名称，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按院胡同和察院胡同中都有一些四合院和四合院改造的小洋楼，而花园宫七号则曾是一个部队首长的院子，后改建了一个二层的小洋楼，大约每层有三个房间。我与戴小明久别之后终于在这里见面了。

戴小明的弟弟戴小安是我的同学，本来比我高一个年级，因肝炎休学，上初二时留了一级，就和我同班了。“文革”时我们都是被打倒干部的子女，经常在一起相聚，也是最要好的几个同学之一。有一段休课时，我们常约在一起去香山、颐和园玩，还一起骑车去上方山云水洞。记得他家搬到光明日报社时要刷房子，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帮忙，用铲刀刮掉墙皮，再重新粉刷，看我们一身白粉的辛苦劲，他母亲还专门为我们准备了肉菜，那时这可是个过年的享受啊！就因为这层关系，戴小明小时候也与我们见过几面，有了此后不解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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