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只铁皮铅笔盒，带着上海产品特有的结实和挺括，尽管制造我的只是一家位于杨树浦区的里弄工厂。

我的盒盖上喷的是一层金灿灿的漆，左上角印着一轮蛋黄似的太阳，太阳的光芒被分解成一道道从中心向边缘扩散，渐行渐粗的直线。右下角是三个背着书包的孩子，他们大大地伸展着胳膊，仿佛在向太阳索取拥抱，又仿佛是要拥抱太阳。打开盒盖，内里印的是一张九九乘法口诀表，底下有一行类似于注解的斜体小字：“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我的售价是三毛九分钱，这个价位在那个年代可以买八张油饼，或者二十个小实心包子。我躺在西湖边上一家文具店的柜台里，被一位从温州出差经过杭州的供销员相中。其实，当时被拿出来供他挑选的，还有另一只铅笔盒。那只铅笔盒比我略大一点，盒盖上喷的是象征着积雪的白漆，上面印着一束又红又黄的蜡梅，黄的是花瓣，红的是蕊。那个供销员最终选中我的原因，应该还是价差——那只铅笔盒的售价是四毛四分钱。五分钱对他来说也许不是障碍。他看上去穿着体面，从他卷起袖口的那只胳膊上，我看见了一只崭新的上海牌手表，表面的那张塑料贴膜还没来得及揭下。我猜想促使他决定花三毛九分钱而不是四毛四分钱的，是因为他考虑到这五分钱的差价，到底能不能为他产生五分钱的价值。

我被这个男人买去，带到温州，作为礼物送给了一位替他洗衣服的女人。女人接过礼物的时候，心下就明白了，这礼物是用来买太平的。第二天早上，当别的孩子不在场的时候，女人把这个铅笔盒悄悄地给了她的小儿子。这个孩子见到我的时候，眼睛噌地睁大了。他虽然读到了初中，却从来没拥有过一个属于他的铅笔盒。他的铅笔圆珠笔橡皮擦和米达尺，都是放在一个他母亲用零头布缝制的小布袋里。每逢需要在课堂上使用文具的时候，他总是偷偷摸摸地在课桌的抽屉里松开那条抽口的绳子，他无法忍受把布袋亮在桌面上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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