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军的由云南开赴抗清前线，一般史籍都记载于1650年（永历四年，顺治七年），这是就同清军交锋而言的。由于云南和清方占领区之间还有一批南明军阀控制着四川、贵州等地，大西军不仅必须突破他们的阻挠才能到达抗清前线；为了消除内讧，稳定后方，统一军令也需要对南明残留武装实行改编。孙可望部署出兵之际，曾经派中书舍人杨惺先赴行在疏报出师，奉旨：“览奏整旅东征，为朝廷剿除逆虏，朕心嘉悦。今恭顺（原注：谓孔有德）入犯武汉，盘踞长、岳，卿率锐出楚，建瓴直下，廓扫中原，以奏光复。该部知道。”孙可望还利用胡执恭送来的伪敕中的“监国”、“节制天下文武兵马”字样，以永历年号“驰金龙牌，抄敕册文遍调土、汉官军皆为之下”，“自称监国秦王臣，布告云、贵、楚、粤诸勋镇”，要求贵州、四川、湖广等地的南明军队会盟，听从节制。

早在1649年，孙可望就派白文选率领先头部队进入了贵州。康熙《贵州通志》记：“己丑（即1649）八月，孙可望遣白文选取安顺府，遂入贵阳。”并加小字注云：“以通好为辞，旋撤去。”1650年四月，白文选部再次进入贵阳，接着李定国也来到贵阳，同南明匡国公皮熊、贵州巡抚范鑛结盟。同年八月，孙可望亲自统领大军进入贵阳。皮熊自知兵力不敌，派遣使者李之华来“通好称盟”，意在阻止大西军入黔。孙可望回信道：

贵爵坐拥貔貅，战则可以摧坚，守则足资保障。独是不肖有司罔知国本，征派日烦，民生日蹙。黔中多敌兵出入之途，宁无救灾恤邻之念？而疑不谷为假道长发之举。若黔若滇，总属朝廷封疆；留守留兵，无非绸缪粮糗。惟欲与行在声息相通，何有一毫私意于其间。若止以一盟了局，为燕雀处堂之计，非不谷所望于君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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