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每一个新兴王朝在军事上都有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清朝也不例外。只是被清廷统治者视为争夺天下和巩固天下的嫡系军队的由盛转衰过程来得特别迅速。1644年到1647年（顺治元年至四年）满洲八旗兵所向无敌的场面就像昙花一现似地再也没有出现过。由于清朝最后统一了全国，它的统治集团从来忌讳谈自身的弱点，后来的史家也很少注意到这一重要转变，没有看出入关初期清廷的不可一世和后来的外厉内荏，因此，也没有认真探讨清廷在初期以满洲八旗兵为主逐渐转化为以汉制汉的政策变化。

满洲八旗兵实力下降，难以继续担任征服全国的主力是出于以下因素：第一，满洲八旗兵来源于满族成年男子，而满族在当时是一个人口相当少的民族，入关初期清军总兵力十万，其中已包括了汉军和蒙古兵，真正可以披甲出征的满族军士不过几万人。进入中原以后屡经战阵，战死和病死的人数很可能超过人口自然繁殖数；进入汉人居住区后，享受着程度不等的胜利者的优待，逐渐滋长起追求生活安逸的风气，远不像入关前后那样淳朴、勇于用命。概括一句话就是兵员少了，士气低了。第二，清朝入关初期咤叱风云的领兵大将由于染上天花，迷恋女色肃亲王豪格等各二名，英郡王阿济格等各一名。见《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一九七页。《清史稿》卷二百四十四《季开生传》记：顺治十二年“民间讹言往扬州买女子，开生上疏极谏。得旨：太祖、太宗制度，宫中从无汉女。朕奉皇太后慈训，岂敢妄行，即太平后尚且不为，何况今日？”说宫中没有汉族女子完全是文过饰非。">和内部倾轧，凋谢殆尽。如：豫亲王多铎病死于顺治六年，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病死于顺治七年，肃亲王豪格在顺治五年死于狱中，英亲王阿济格于顺治八年被赐死，巽亲王满达海顺治九年二月病死，衍禧郡王罗洛浑顺治三年病死于军中，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病死于顺治九年三月，饶余郡王阿巴泰顺治三年病死，其子端重亲王博洛顺治九年三月病死，多罗谦郡王瓦克达顺治九年八月病死，敬谨亲王尼堪于同年十一月阵亡于衡阳。仅存的郑亲王济尔哈朗自顺治五年最后一次统兵出征湖广以后，到八年就因年高处于半退休状态，至十二年病死。看一下上面列举的名字，清楚地表明到顺治九年，清朝赖以开国的久经战阵、功勋卓著的大将都已不复存在。这些亲、郡王死时的年龄一般都比较年轻，济尔哈朗算是最长寿的，也只活到五十七岁。他们的子弟即便承袭爵位，却少不更事，缺乏战斗经验，无法替代父辈驰骋疆场的角色。亲、郡王以下的贵族、将领虽然还留下了一批，但他们也无复当年英锐气概。明清易代之际的著名诗人方文顺治十五年在北游京师时写了《都下竹枝词》，其中二首是：“自昔旃裘与酪浆，而今啜茗又焚香。雄心尽向蛾眉老，争肯捐躯入战场。”“东戍榆关西渡河，今人不及古人多。风吹草底牛羊见，更有谁能敕勒歌。”说明到1658年满洲将领已经普遍沉浸于温柔乡中，雄心的逐渐消磨自然还要早一些。这种严酷的事实，清廷统治集团内非常清楚，尽管他们讳莫如深，闭口不言，但从对南明各派抗清势力的战略部署和战术安排上都明显地看出他们越来越多地采取以汉制汉的方针。战略上表现在更多地依赖汉族拥清派进行招抚；战术上不到关键时间不动用满洲兵，即使在关键战役中也大抵是让绿营兵和汉军打前阵，满洲兵将处于二线，这样既可减少伤亡，又可起到监视汉军和在最后关头夺取胜利首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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