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是昏昏沉沉地躺着，但是他的大脑在紧张地工作着。心动扫描器在一旁轻轻地嗡嗡着，记录下主编心脏的每一次跳动，并且这嗡嗡声没有妨碍，甚至还帮助他思考。在氧气罩下呼吸得轻松些。

是星期四，2月27日。灾难在星期三突然降临。

马卡尔采夫从星期一开始回忆以前的几天，因为星期天在季娜伊达的坚决要求下，他们难得地去了趟一日疗养院，并在巴尔维哈的松林里散了散步。他们在公园里徘徊，参加了庆祝苏联军队节的节日午宴，然后在带电视机的两间一套的房间里休息。人们给马卡尔采夫做了按摩，建议他做瑜伽练习以缩小越来越大的肚子，在游泳池给他安排了专人教练。但是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按老规矩鄙视所有他应该享受的服务待遇。在鄙视的同时，他在其他人当中显得与众不同，因此给自己树了敌，但是换一种方式他做不到。

一天下来他疲惫不堪，焦躁不安，由于无所事事而筋疲力尽。星期天的后三分之一时间他还是坐了下来打电话，并且和需要的人谈过后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季娜伊达责备地看着好不容易才打上电话的他。

“你怎么了？”他问道。

“进棺材你也要随身带着电话吗？”

廖沙送他们回家后他们有些困乏无力，但还是得到了休息。马卡尔采夫夫妇躺下睡觉时还不到十二点。他决定从星期一开始回忆，这是因为上个星期一切都平静，星期天着急只是因为无事可做，而因为这个，他相信，心肌梗塞是不会发作的。

这样一来，星期一，1969年2月24日，早晨差一刻十点，马卡尔采夫给安娜·谢苗诺芙娜打了电话。《劳动真理报》的工作日在十一点开始，大多数员工到十二点前来上班，只有打字室十点开始上班。洛科特科娃九点半出现在接待室，好有时间让吸烟吸得满是烟味的主编办公室通通风并挑出急件让他亲自签字并审看。此外，她把带有姓名的卡片插入写有“值班编辑”、“值班副责任秘书”和“清样通读者”字样的展示板的开口中，为的是让所有人看到，今天谁要交上通读材料，在谁那里取得“紧急见报”的签署证明以便优先在打字室打印，谁把文章排在新一期的版样中，标明字体和排版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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