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古博夫随和地，但讲究礼节地开始了代行主编的职务。在与下属的相互关系中，他决定推行礼貌而事务性的西方风格。如果他忘了并转而以“你”相称，那么他想起来后就会恢复常规。他把记者分成两个等级：不用负责任的，他们写报道，和负责任的，他们签字。亚古博夫负责签字。现在，在主编不在的情况下，责任的担子完全落在了他身上。

“无论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亚古博夫在他主持的没有马卡尔采夫参加的碰头会上称，“订报人应读到的是，我们国家一切正常。”

作为编辑部里的新人，他明白：所有带动工作的环节都集中在马卡尔采夫身上。需要弄清楚，该依靠谁，以便把个别环节临时集中并转移到自己身上，而某些环节以后要永远留住。放在他面前的是编辑部的定员编制表，上面注明了职务、工作年限和工资。视线顺着姓名移动着。他想起，曾听说过某个工作人员并且他本人开始形成某些看法。浏览完后，副主编用圆点在两个姓氏上做了标记：卡申和拉伯波尔特。标出这两人出于相互矛盾的意图。

马卡尔采夫显然不大喜欢编辑部主任卡申，尽管不是公开地。相反，他表扬他善于执行，性格稳健。但是根据微微露出的讥讽的腔调亚古博夫推断出，马卡尔采夫蔑视他。想必是，他自我感觉稳如磐石，以至于他不需要依靠卡申。他把他当成总务主任并且忘了，责成卡申在编辑部负责人事的不是他，而是机关。感到有依靠，人们通常会努力工作得更好，所以亚古博夫决定给予卡申这种支持。

至于拉伯波尔特，则在这里的动机要复杂些。他本人对穿着不整洁、脸刮得不仔细并且总是满腹牢骚的政治教育部代理编辑没有好感。并且这种反感看来是相互的。无疑，他所不喜欢的拉伯波尔特爱提出反对意见，拖延执行指示的一贯做法的原因是，他身上缺少一个记者的主要素质——内在的原则性。如果亚古博夫是主编的话，那他早就会安排一个思想更加坚定，不消说履历更有吸引力的人到政治教育部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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