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父亲在乡下当了一辈子的医生，一直到七十五岁才慢慢退休。

退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有健保之后，村里的人不管大小病都宁愿跑去邻近的大医院挤，加上人口外移以及老病人逐渐凋零。

母亲常开玩笑说父亲现在的病人只剩下他自己，病症是自闭：不出门、不讲话，唯一的活动是自己跟自己下围棋。

从小他父亲就期待孩子们至少有一个人可以当医生，但三个小孩都让他失望；弟弟从小学钢琴，不过后来也没变成演奏家，现在是录音室老板，每天听别人演奏。

妹妹念传播，当过一阵子电视记者，和企业家第二代结婚，然后离婚，用赡养费经营了一家双语幼稚园。

父亲曾经抱怨说，都是他这个长子坏榜样，高中分组的时候不管父亲怎么威胁利诱，他还是坚持念文科，之后进报社，职位起起落落，直到现在看着报业飘飘摇摇。

母亲曾经跟他们说，其实父亲最常抱怨的理由是：这三个小孩所做的事都“对咱庄头没帮助”。

不过，几十年过去，那样的抱怨倒是慢慢地少了，更意外的是，当他的儿子竟然选择医科并且高分考上时，父亲不但没有惊喜，反而淡淡地说：“傻孩子，这个时代才选这款艰苦头路。”

除夕那天，母亲口中“三个台北分公司”的三家人陆续在黄昏之前回到老家。妹妹、两个媳妇加上几个孙女几乎把厨房挤爆，她们全在那儿凑手脚，一边听母亲讲之前和父亲搭邮轮去阿拉斯加旅行的见闻。弟弟则在客厅帮那台老钢琴调音，丁丁冬冬地，那是他每年过年回家固定的仪式，其他几个半大不小的男生则歪在老沙发和祖父的看诊椅上看漫画、玩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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