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斯太太指着护士放在她面前的那张表，表上有张大汗淋漓、痛哭流涕的怪脸。那是一张疼痛等级表。

“真的很疼，是吧？”

“我疼得厉害，”皮斯太太说，“疼得厉害。不疼的时候，我很好！我现在都记不清把药贴放哪儿了。我想它们应该就在这儿，在文件下面，我的锡罐里。”

“哪儿疼呢？”那天下午的值班护士问道。

“这儿、这儿，还有这儿。我的脑袋也有点疼。”

“这对你有帮助。”

“打针吗？”

“你的常规针，还要贴上药贴。要记住，你要好好保管这些。我们可以替你锁在前台的保险箱里。”

“那我只留一张，应急。”

“好的，没问题。但记住不要让其他人碰它们、用它们。它们的效果比吗啡强一百倍，知道吗？吗啡。”

“它就是用吗啡做的。”

“你现在应该睡觉了。”

“我情愿待在这儿，躺在躺椅里。她会来看我。”

“谁？”

“我的母亲。”

“哦，我知道了。”

“你在笑，我看见你笑了。可这是真的，她会来的。这么多年过去，他们终于让她来看我了。”

我到处都写上了我们的名字，拉罗斯对他母亲说。拉罗斯，拉罗斯，拉罗斯，会永远流传下去。我对自己的书法很自豪，每一个字母都写得很认真。我把名字写在他们永远不会发现的隐蔽处。我写下我的名字是为了我们所有的人。我把名字写得非常完美，每一个字母都是帕尔默A+字体。有一次，我把我的名字刻在了木头上，这样就永远不会磨掉。哪怕他们在这些字母上涂上油漆，你仍然能看出我的名字，拉罗斯。

托顿堡的女生宿舍里有我们的名字，字迹已模糊。在一扇木门顶端，在椅子底部，在因为我顶嘴而被关进去的地下室储藏间的架子上，有我们的名字。我用政府发行的印第安事务管理局二号铅笔，将名字写在一本笔记本上，现在被收藏在堪萨斯城的国家档案馆里。在踢脚板上，在橱柜里，在斯蒂芬的一扇壁橱门的顶上，也有我们的名字。在马蒂的一张书桌和黑板边框上，也有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名字涂在瓦佩顿旧发电站的一块长满野草的砖头上。涂在张伯伦。涂在弗兰德鲁。涂在托顿堡，还是在托顿堡。我们将名字留在那些学校和其他学校，一直回溯到第一所学校，卡莱尔工业学校。因为拉罗斯的过去与这些学校密切相关。是的，除非建筑物本身被拆掉或烧毁，刻在墙上的所有悲伤与努力化为灰烬，烟雾充斥整个房间，否则我们的名字永远不会被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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