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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中石迁至北平新居,是一九四六年的早春。他初任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我虽不知这官衔具体为何物,好歹有“金库”二字,到底风光,心里欢喜,连拌嘴也罕少和他拌了。其时伯禽八岁,平阳才四岁,都是吵着吃糖的年纪。我牵着两个小人在房中转了转,在心里赞了回方行长的眼光:房屋虽小,屋内陈设却简而不乱,稍作扫除便可直接安顿;平日里光我一人打理也足够,着实省下一笔雇佣费用。
这么想着便欢欢喜喜地唤他。
——并无人应。回头一看,他早已利落地将书桌收拾出一角,钻研他的账本去了。
也忒无趣。
我心里怨他一句,只因心情愉悦,无心与他计较,径自牵着两小人出门。
院落颇规整,四四方方干干净净。围墙边立着一棵老槐,此时固然无甚妙处,换作日头生猛的夏季,便是一块乘凉好去处。
时值七月,中石一早便往中央银行上班去了。算来他任那金库副主任也有三个多月了,我们的生活同先前在上海老家却并无不同,吃穿用度仍旧只够勉强糊口。中石日夜忙碌,家里事一概不过问;我也默契地不去管他那一堆破账本。他倒变本加厉,前阵子居然找人将他那间账房门锁换成了暗锁,也不知是要防着谁。为此我们又一通吵,他说不过我,只得干楞,幸得伯禽平阳从中劝解。
那日平阳又委委屈屈扯我衣角说要吃糖,我心念一转,院内那棵老槐正开花,虽不见得有多少,摇下来做了槐花饼,也好解解两小人的馋。谁知忙活了一上午,摇下来的花竟铺不满半个桌角。想寻一方巾帕将花晾着,奈何遍寻不得,路过中石那间账房时只略微一瞄,房门竟没锁,漏出大半个屋子的风光。这不看不打紧,一看却发现那个搬家时带过来的铁皮箱子竟还摊在地上,里头的杂物堆了一片。我登时冒火,口中埋怨,仍推门进去帮他收拾起来。翻到箱底时,却冷不丁看见一方洁白手帕。角落用鹅黄针线绣着一个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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