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称“第一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的这次战役实在难以叙述。首先，对这场战役叙述最详尽的史学家塔西佗“没有投入”。要想叙述自身没有实际参加的战斗，如果作者自己没有身临其境的心态，是无法表达清晰的，对于这一年的内战心怀厌恶的塔西佗无论如何也“无法投入”吧！“投入”指的并不是以此为乐，而是执笔的当事人是否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著作《历史》的压轴内容是描写远征西西里的雅典军队惨败而归的情景。虽然自己没有参加战斗，但是描写这个场景时，修昔底德的笔下充满了愤怒，那是修昔底德作为一个雅典人对于雅典军队的这次败北决定了祖国雅典走上衰退之路的愤怒，因此他描述这段内容时的笔锋始终贯穿着只有心怀愤怒和绝望的人才可能拥有的不掺杂感情的冷静语调，最终写就了这部叙述战争的杰作。

与这名雅典人相反，在30年后书写这场战斗的罗马人塔西佗很清楚，公元69年的内战对于祖国罗马的历史没有产生决定性影响。正因如此，他才得以单单怀有厌恶的心情。愤怒与厌恶不同，所以塔西佗的叙述变得很模糊，实际上我们甚至不清楚不列颠的第十四军团和西班牙的第七军团最后是否参战，有的史学家认为他们是在战斗结束后才到达的。

但是，我认为第一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以及半年后发生的第二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在塔西佗的叙述中模糊不清，并不仅仅是塔西佗个人的心情所致，可能是其中存在着无论由谁来叙述都只能写得模糊不清的原因吧！

但凡在罗马史上足以留名的名将们指挥的战役，即使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的叙述都无不清晰明了。在叙述汉尼拔、大西庇阿（参阅《罗马人的故事02·汉尼拔战记》）、苏拉、卢库鲁斯、庞培（均参阅《罗马人的故事03·胜者的迷思》）、恺撒〔参阅《罗马人的故事04·恺撒时代（上）》《罗马人的故事05·恺撒时代（下）》〕以及他们指挥的战役时费不了太多力气。这是因为这些人的战斗目的很明确，都是通过取得胜利来决定整场战役的走势，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采取的战术也是以合理的方式贯彻始终。当然，因为采用了敌人始料未及的手段而获得胜利的例子屡见不鲜，至于战术方面，虽然因人而异，但胜利必定是全身心投入的结果。然而，如果不能以最小的牺牲取得最大的效果，战斗的胜利就不能等同于战争的胜利。欧洲有一句格言——“皮洛士式的胜利”，形容的就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情况。皮洛士虽然远征意大利并战胜了罗马军，但每次获胜时己方也蒙受巨大损失，结果只能仓皇狼狈地从意大利回国，对此我已经在《罗马人的故事01·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的最后部分做过介绍。如果是“皮洛士式的胜利”，那只意味着成了战斗的胜者而并非战争的胜者。既然这是诉诸战争这种“人类的恶行”时必须面对的现实，如何有效利用手中的兵力对于司令官们来说就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效率与合理性是相辅相成的，上述六人中没有一个是通过盲目投入兵力取得胜利的。总之，只要将焦点放在“战术应该是合理的”这一前提下，那么即便是发生在几千年前的战斗，在叙述时也犹如正在眼前发生一般，具有现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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