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被赋予强大的权力这一点而言，要想了解罗马帝国元首制时代皇帝与元老院的关系，那我们可以参考今天的美国总统与议会——其中的过半数是由与总统所属的党派相对的党派人员组成——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权力的授予来讨论这个话题。与前者比较而言，后者是由拥有投票权的公民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从古罗马至今接近2000年，人类之所以被称为人类，也是因为建立在这些进步之上的。美国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总统所属政党与参、众两院都过半数席位的党派意见不一致时，就会出现许多问题。当时的古罗马也存在这种情形。

不得不注意的是，哪怕是元老院反对，皇帝其实还是可以一意孤行做自己想做的事，然而，这些仅仅局限于皇帝的通告、敕令以及临时性措施范围里面。假设要想使之上升为罗马人的“法律”，不论名称是否为“元老院终极劝告”，都得经过元老院议决通过。

如果元老院只是附议通过皇帝提出法案（政策）的机构，那么即使“元老院终极劝告”具备立法权，但仍然没有发挥立法机关的功能。若是这样的话，皇帝乃至“第一公民”，与元老院之间的这种平衡关系就不存在了。罗马的元老院并不是通过选举产生，正因如此才拥有吸纳罗马各界重量级人物的优点。但是如果这种平衡出现倾斜，就会带来危害更大的结果，这将会演变成帝国的两大势力正面对决。需要强调的是，看似与元老院共同分享国家主权的普通罗马公民，实质上还是应该把他们归为“保皇派”。免费配给小麦等社会福利政策，以及资助角斗比赛等活动其实质也是选举造势活动。说白了，这些其实都是皇帝收买“保皇派”的主要手段。当然，把这些手段单纯划分为收买人心的政策也是不对的，虽然提比略为了完善财政体系而实行财政紧缩政策，不再资助角斗比赛，但没有停止发放免费小麦，提比略甚至没有减少免费领取小麦的人数。从实质上而言，这还是一项社会福利。

罗马帝国被称为“元老院体制”也没错，然而，一个由元老院主导国家体系运转的体制也会出现血缘循环问题。在尤里乌斯·恺撒降生的30年前，也即格拉古兄弟时代，就有人已经知道这种体制有着巨大的缺陷。在与迦太基生死存亡的战争时代，“元老院体制”的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体制终究无法摆脱僵化的局面。不过，不管是首先攻击这个体制的格拉古兄弟，还是最终击溃它的恺撒，都不曾幻想过要废除元老院。因为元老院既是罗马人的历史，也是罗马人的传统。简单地想，共和制时代的罗马就是元老院主导的体制，哪怕罗马帝国后来成为元首制，体制是由皇帝主导的，元老院也并没有消失。

那么，尤里乌斯·恺撒是如何处理皇帝与元老院之间的这种罗马式微妙关系的呢？

他以武力战胜了最大的对手，即元老院一派拥护的庞培，而他也没有分享权力的性格。在恺撒成为罗马最高统治者之后，就开始不断向元老院（议会）提出议案，并要求全部认可，失败的元老院也只能通过恺撒的法案。也许是恺撒意识到皇权主导的形式过头了，于是他就用元老院中亲皇派的名义提出建议，换言之，就是把他的议案用元老立法的形式获得元老院通过。然而，毫不知情成为法案提案者之一的西塞罗，后来知道这件事时也大吃一惊。

谋杀恺撒的主谋，其实是以布鲁图为首的元老院元老们。在他们心目中，其实并不是反对恺撒实行的政策，而只是想把“皇帝主导体制”拉回到“元老院主导体制”的模式。暗杀恺撒的行动中并没有普通罗马公民的参与，这也暗示了恺撒的暗杀事件并不是政策对错的问题，而是元老院对政治体制不认同的反抗举动。

对元老院而言，奥古斯都继承恺撒的遗愿，收拾了布鲁图，击败了安东尼；这样看来，奥古斯都是当然的胜利者。不想重蹈覆辙的奥古斯都没有对元老院掉以轻心，但他也没有改变皇帝主导的这种体制。对于年纪轻轻就成为最高当权者的奥古斯都而言，时间就是他最好的武器。他非常懂得审时度势，让情势的发展对自己有利，甚至会趁元老院已经麻痹大意之际顺水推舟地提出法案，于是可以立即获得通过。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可谓是皇帝与元老院关系最为顺畅的一段时期，当然，与其说是元老院的大力配合，不如说是奥古斯都更善于算计。

提比略没有两位先皇以武力取胜的优势，在血缘上他与先皇没有任何联系。除此之外，提比略与出身于显赫家族的恺撒，以及出身于骑士阶级的恺撒养子奥古斯都不同。当然，提比略并不属于罗马社会的圈外人士，他出身于自元老院主导下一直是罗马社会主流的克劳狄乌斯家族。正因为如此，提比略理所当然地认为“第一公民”应当与元老院合作来统治罗马帝国。提比略正是基于这个想法才充满诚意地去实践。只不过，我觉得他做得太过头了。

两大势力并立只存在于理想之中，而不容于现实。对于元老院的统治能力，恺撒与奥古斯都没有心存幻想，所以他们也不会在得知真实情况后希望破灭。提比略也不能算是幻想，然而，他对元老院的期望值超过了其真实水平。

提比略经常不带护卫，也不带随从，独自一人出席元老院会议。与其他元老一样，他最喜欢坐的也是最前排。当然，提比略也会和其他元老一起起立迎接执政官走入议事厅。他对于元老非常有礼貌，并一直努力与元老院竭诚合作，共商国是。提比略统治伊始，就连他这位最高司令官权责范围内的事，如军团兵服役期满退役问题，还是要在元老院同意之后才执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提比略尊重元老院表现之一斑。

提比略多次公开阐明自己的态度，希望元老院议事之际更加自由活跃。然而，如若有人附和他人发言，提比略会面露不快，并要求这位元老阐明自己发言的真正目的，因为表达同意意见的只有执政官与皇帝。当然，我也曾经多次提到，提比略禁止元老称他为“皇帝”，而是要求元老称他为“第一公民”。

提比略不论是请求元老院，还是提出反对意见，口气一直都很严厉。即使从他口中听到的是赞同的意见，但冷漠的语气总让聆听的元老感觉像是被泼了冷水一样全身发凉。显而易见，不懂幽默是提比略的最大缺点。恺撒有能力让反对派喜笑颜开地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然而，对此不能奢望提比略也能如此。当元老含糊其词、顾左右而言他，忘记元老院是国策决策机构而想把一切责任抛给皇帝的时候，提比略的语气就变得辛辣无比。这时候的提比略仿佛就是在用言语的利剑戳得他们体无完肤，要他们认同元老院的权威与责任，言语上毫不留情。然而，若是恺撒或者奥古斯都碰到这种情况，应该在心里暗自高兴。

当然，元老院600位元老并非完全丧失了治理罗马帝国的能力。若25岁担任账务监察官，到了30岁就可以自动取得进入元老院的资格，因此罗马元老院还有汇集人才的作用。然而，帝国经常需要不计其数的人才才能保证它的运行。至于提比略选拔人才与知人善用的能力，连塔西佗都肯定其“目光锐利”。如若认为一个人非常有能力承担这项工作，提比略就不会在短期内调换这个人的任职地。而罗马帝国短期任职的只有法务官、执政官等中央政府高官，以及元老院行省总督，这些官员只有一年的任期。

因此，经常在元老院会场中见到的面孔，其中的大部分属于能力不怎么样的人。无论如何，共和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元老院，当然是罗马帝国显赫贵族聚集的地方，就算是能力拙劣，只要有众人耳熟能详的家世背景，都能在元老院里有一个席位。提比略喜欢的是通过实力进入元老院的元老，有很多这样的元老被派往边疆戍国，委以重任。也只有从原任职地前往新任职地的短暂时间，他们才能够待在罗马。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元老院的大多数元老都喜欢坐享其成，又喜欢到安全而又富庶的行省担任总督，积累经验，回来好邀功请赏。虽是如此，提比略仍然想调动元老院元老们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对此，提比略毫不懈怠，简直就是努力过了头。为了避免人数众多、效率低下的议事方式，提比略打算使用委员会的方式作为替代，以提高议事效率。当然，委员会的成员仍然是元老。

由奥古斯都创立的“第一公民”主导的罗马政体，在大多数历史学家眼中，这种制度并非纯粹的皇帝制度，而是“元首制”。因此，罗马帝国并非由皇帝统治，而是由“第一公民”负责。“第一公民”与元老院就像国家的双足，相互协调着推动国家政体前行。若是严格的“元首制”，那么就必须与刚才讨论过的内容吻合。然而，对于此种意见，我并不完全赞同，我在描述奥古斯都的《罗马人的故事06·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中已经强调过了。“第一公民”体制只是奥古斯都用在外面的酒瓶，而真正在瓶内装的还是元首制。我想，提比略继位之后，大概也认为罗马的政治体制是元首制。与奥古斯都说一套做一套不同，提比略十分相信元首制的存在理由，也努力捍卫它的存在。

然而，元老院的现实与他的期望南辕北辙。不难想象元老院元老们热烈讨论的背后，是提比略的失落与疲惫感。在此，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他的这种心情：元老院讨论如有人去某地任职时是应该孤身赴任，还是可以偕妻同往？

有位元老提出，派出的总督不论是到兼理军务的皇帝行省，还是到只负责治理的元老院行省，都应禁止偕妻同往。这条法案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提案者引用自身的例子讲述到，他在外地任职40年，妻子一直留在罗马养育6个孩子，但夫妻感情仍然十分牢固。在强调提出这个提案对自己并没有任何好处，引发元老的哄堂大笑之后，他开始阐述法案的中心思想。

此前的法律禁止偕妻赴任并非毫无根据。这是因为，非战时期偕妻前往极有可能惹是生非，从而影响丈夫履行职务。此外，战争时期她们也会出于害怕从而影响丈夫履行职务。而女人与生俱来不喜欢被纪律约束的特点，也会使得丈夫的部下变成毫无秩序的一群人。另外，不喜欢吃苦也是女人的本性，如此这般，会让戍边的罗马士兵对自己的辛劳任务产生反感，从而丧失战斗力。

此外，如若给女人掌权机会，她们就会变得异常冷酷、争强好胜。也曾发生过下面这些广为人知的例子：有的军团长夫人以上级的身份动辄使唤百夫长，染指军事演练，甚至对军事行动指手画脚等。

虽然元老院行省不负责军事任务，但也不乏偕妻同行而酿成灾祸的案例。元老院下辖行省的总督经常在回到本土后，因违法乱纪、滥用职权而遭到起诉，其中大多数是由于总督夫人惹出的事，而致祸起萧墙。此外，在罗马行省中也有不少人以提供商机为名，借机接近总督夫人，为自己谋取私利。而这种链条一下子就清晰了，从而出现了行省官员服从总督、总督服从总督夫人这种现象。总督夫人也由此渐渐变得妄自尊大，越发不可控制。

公元前215年，罗马制定的《奥庇乌斯法》等法律中规定严格限制偕妻赴任，所以上述问题并未出现。然而，时隔250年后，不仅仅是戍边，就连赴行省的任职也变成了太平的任务。大概正因如此，上至总督，下至下属的其他高官偕妻赴任的现象一时风靡。结果，无论是在行省军队营地，还是在总督兼任大法官的审判场所，这些官太太都摆出一副得意扬扬的主人的面孔出现在众人面前。

面对此项提案，元老院一扫往日的隐晦，元老都积极地参与到讨论之中。对此，许多元老持反对的立场，其中一位元老这样反驳道：

由于时局所致，250年前的严格禁止偕妻赴任条文才应运而生；也是当时周边环境险象环生，罗马才如此规定罢了。往昔征战频繁，我官员至外族纳降土地赴任，当地居民的敌意确实不小。然而，如今帝国治下一片和平，还有何担忧呢？

当然，从家庭内部来讲，为了满足太太们的需求而赋予她们必要的权限，也不至于影响到家庭和睦。此外，从家庭外部环境来讲，这种做法也不至于影响到罗马统治下的基础（指行省人民、同盟国的国王）的关系。

在此，还有这样一个道理，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太平时代，人的一生中有很多事情必须由夫妻共同承担。

当然，对危及行省统治的言谈举止理应予以管制。然而，丈夫在辛辛苦苦结束任务回到家中后，还得由法律来规定是否安排他的妻子在家中等候吗？

不可否认，野心勃勃、耽于享受的女人大有人在。然而，男人就与上述的种种丑恶行为完全无缘吗？即使这样，在面对处处充满诱惑的花花世界——行省，男人依旧被赋予担当重任的义务。此外，如若男人们卸任返回罗马，遇有违法乱纪指控，不论是谁都会一口咬定是其妻教唆而致。照这样说，单身男人都是清正廉洁、奉公守法的典范？而此前总督落马的诱因也都是偕妻赴任？

大概是这样的男人喜欢把玩忽职守的责任全部推到女人身上吧。即使官太太们想要利用夫君的地位和权力谋取私利，然而，归根结底责任还是在男人身上。

时局导致《奥庇乌斯法》的出台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我们的罗马法忘记与时俱进，已经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加以修改，使它更加完善，更加合理，以顺应时代的潮流，这样才能达成法律的目标。我们也不必因为一两位丈夫对夫人管教不力，就用法律来限制所有的官员。

女人原本就是善变的，容易被虚荣心驱使，或者憧憬其他女人掌握的权势或财富。此类女人即使已经与她们结为连理，我敢保证这类婚姻也很难持续下去。如若还横加长年分居的壁垒，夫妻情感就会变淡，简直与离婚无异。这么一来，孤身赴任的丈夫老是牵挂罗马的妻子，大概也不会专心政事了。

担任议长的执政官也持这种观点。他曾说过：“不论地位多么崇高，只要担任帝国使命者，都无法避免前往异地任职。神君奥古斯都也曾多次前往西方或东方履职，而皇后利维娅经常陪伴左右。我自己也曾因军务长年驻扎在伊利里库姆不能回乡。然军规不允许，只得孤身前往，其间妻子常常引我思量，导致精神涣散，业不专精。”

由此，提议禁止偕妻赴任的法案，遭到投票否决。

对于元老院此时的审议结果，提比略委婉地提出忠告：“此案事关各位利益，热烈讨论无可厚非，然而我还是恳请大家对国事认真商议，而非把精力枉置于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不难发现，元老院在讨论是否偕妻外出赴任时气氛相当活跃，然而，提及讨伐野蛮民族入侵行省的军团长人选时，就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元老们经过漫长讨论，个个顾左右而言他，最后居然还是把责任推给了提比略。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提出严禁偕妻赴任议案的此位元老，就是前低地日耳曼军团长官凯奇纳，随后因驻地变更，他追随日耳曼尼库斯前往东方，目睹了日耳曼尼库斯的妻子阿格里皮娜与皮索之妻的矛盾。从日耳曼尼库斯之妻阿格里皮娜爱出风头的个性来看，这位元老提出这项法案也是有据可循。而站在提比略角度出发，日耳曼尼库斯之妻阿格里皮娜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公共场合，都是造成提比略精神压力的最大原因。

公元27年，在时年68岁的提比略心中埋藏多年的想法终于变成了现实，他离开了首都罗马，那不勒斯湾的卡普里岛成了他最后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