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4年5月底，哈德良已经回到首都罗马，因此，他一定是在这年的年初攻占耶路撒冷后，马上对战后处理做出指示，然后就踏上了回国的旅途。罗马元老院一致通过用凯旋仪式来欢迎皇帝相隔6年后的归来，但是哈德良拒绝了。他把这一荣誉让给了塞维鲁——这位始终坚守在前线指挥犹太战争的总司令官。当然，塞维鲁虽然得到了这份荣誉，但是他的凯旋仪式规格远远低于作为最高司令官的哈德良的凯旋仪式。他没能乘坐由四匹白马拉的战车，只是骑在一匹白马上。因为罗马实行帝制以后，只有作为罗马全军最高司令官的皇帝才有资格乘坐由四匹白马拉的战车出现在凯旋仪式上。一支军队的司令官，只能像共和制时代那样，接受规格低一些的凯旋仪式。为塞维鲁举行凯旋仪式应该是在两年之后，因为在罗马军队占领佩特拉，犹太叛乱之火最终灰飞烟灭以后，塞维鲁才得以回到首都。在这期间，元老院通过了皇帝提出的法案，彻底驱逐在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徒，使犹太人“大流散”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政策。尽管如此，有关禁止犹太教徒实行割礼这一明显带有侮辱性质的规定，一句话也没有提及。

在与相隔6年回到首都的哈德良接触后，元老院元老中的大多数人感觉他变了，只是这个时候的他，变化还不是很大，至少还没有人认为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就像其后《罗马皇帝传》的作者评价的那样，在没有真正了解他的人看来，哈德良从来就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如果说他严厉，有时候却非常和蔼可亲；如果说他平易近人，有时候却性情乖僻；如果说他放纵行乐，有时候却坚持节欲生活；如果说他吝啬，有时候花起钱来却大手大脚；如果说他不诚实，有时候让你觉得再也没有人比他更诚实的了；如果说他不留情面甚至残忍，一转身他又表现得非常宽容。”这就是哈德良。然而，在结束第二次巡回视察，又解决了犹太问题后，他从“变化不定”变成了“一意孤行”。在常人眼里，他的性格缺陷暴露无遗。他变得严厉，变得怪癖，为了一己私利，他不惜大把花钱。同时，他又表现得异常吝啬、不诚实、冷酷无情。这一阶段的罗马社会正值从“壮年”迈入“老年”的转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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