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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七日，伊斯兰堡，夜宿Ma

iott旅馆

在塔克西拉（Taxila）犍陀罗的故地寻找到法显和玄奘的足迹，我之所以如此激动，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原因：这是我们的考察旅行第一次在文化意义上的逆向幸遇。

我以前曾经说过，古代中国走得比较远的有四种人，一是商人，二是军人，三是僧人，四是诗人。

商人谋利，军人从命，他们的远行虽然也会带来文化成果，但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企图却属于远行的僧人和诗人。

这四种人走路的远近也不一样。丝绸之路上的商人走得远一点，而军人却走得不太远，因为中国历代皇帝虽然也自命不凡，却很少像希腊、埃及、巴比伦、波斯的君主那样长距离地去侵略别人。成吉思汗西进的路线很长，但他的王朝那时还没有统治中国。与一些文明古国相比，中国确实是最“安分守己”的国度，我认为这也是中华文明能够硕果仅存、长久延续的原因之一，以后有机会再慢慢细说。

那么僧人与诗人呢？诗人，首先是那些边塞诗人，也包括像李白这样脚头特别散的大诗人，一生走的路倒确实不少，但要他们当真翻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帕米尔高原就不太可能了，即使有这种愿望，也没有足够的意志、毅力和体能。好诗人都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绝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溃。至于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么万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艰辛和危难大多逃之夭夭，然后又转过身来在行路者背后指指点点。文人通病，古今皆然。

僧人就不一样，宗教理念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能量，他们的使命就是穿越生命绝境，去获取精神上的经典，因此就有可能出现惊天地、泣鬼神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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