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2年，罗马军队渡过了多瑙河，向北进攻。本来罗马方面是展开攻势的一方，可实际上却吃了个败仗。我们不知道当时罗马军队采取的是什么策略，但既然皇帝亲征，近卫军团肯定也加入了战线。结果他们与敌人发生激战，近卫军团长官维狄克斯阵亡。马科曼尼人满足于既有战果，撤退而去。罗马军队要职一定会安排离职代理，指挥官的阵亡并不意味着全面溃败，但失败就是失败，并且军事上的失败必然导致政治上的颓势。在前一年刚刚议和的库瓦迪人看到马科曼尼人取得了胜利，就立刻毁弃和约，重回日耳曼阵营。罗马本来已经把日耳曼各部族形成的同盟战线拦腰斩断，可是不到一年时间，这条同盟战线又重新连接了起来。

由于上述原因，这一年罗马军队始终焦头烂额。下面介绍的，是卡西乌斯·狄奥曾写下的一个片段。当时雷雨的出现被视为奇迹，也表现在了纪念柱上：

这是罗马军队在一次转战中陷入的危机。最后之所以柳暗花明，只能说是承蒙诸神的恩典。精于骑术的库瓦迪人把罗马军队逼到了对他们有利的地形，形成了对罗马军队的包围。罗马士兵于是把盾牌排得密不透风，勇猛地抵挡着来自侧面和上方的攻击（这是罗马军团的典型战斗队形之一，叫龟甲阵形）。

蛮族见状，索性停止进攻。他们以为，平原上无情的烈日和酷暑造成的干渴会消耗罗马士兵，只要耐心等待，对方只有投降一途。而罗马军队完全陷入包围之中，无法向附近的河流转移，更何况蛮族还占有数量上的优势。

罗马军队陷入极为艰难的境地。疲劳与伤痛几乎无法忍受，再加上炽热的太阳和无声的焦渴，既不能进攻，也无法后退，只能在太阳的炙烤下保持原地不动。

可是就在这时，天边出现了乌云，紧接着电闪雷鸣，倾盆大雨不期而至。罗马士兵都打开盾牌，面向天空，让雨水打在脸上，流进口中。然后他们用头盔和盾牌内侧承接雨水，供给伤员和马匹饮用。

龟甲阵形（马可·奥勒留纪念柱上的浮雕）

看到形势突变，蛮族冒着暴雨再次展开进攻。罗马士兵一边喝着雨水，一边迎击，就连伤员也都吞咽着头盔上流下的雨水和额头上流下的血水投入了战斗。

暴雨和雷电也同样笼罩着敌人，可是此时阵脚大乱的，却不是罗马士兵，而是蛮族。……

恪守军规的习惯和终日训练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显现出了真正的价值。改换了阵型的罗马军队成功扭转了战局，最终取得了这一天的胜利。

在这一年年底，罗马军队终于战胜了马科曼尼人。罗马元老院授予前线的皇帝“日耳曼尼库斯”的尊称，意为“日耳曼征服者”，这个尊称同时也颁发给了马可11岁的儿子康茂德。或许是意识到了自己国外经验的欠缺，皇帝马可把自己唯一的儿子带到了多瑙河前线。然而，元老院的决定还是有些过早，公元172年的罗马军队苦战恶斗，实际上是因为好不容易战胜了日耳曼民族中的马科曼尼人和库瓦迪人，终于挽回了一些颜面。

而在这一年，帝国的东方也在暗流涌动。

埃及实质上由居住在亚历山大等城市的希腊人和犹太人管理，而罗马则支配着这些人。也就是说，原来的埃及人被这些受罗马掌控的希腊人和犹太人统治。在主导埃及传统宗教的祭司们的煽动下，这些埃及原住民举行了暴动。虽然暴动针对的是住在埃及的希腊人和犹太人，但命中注定，事态的发展还是会指向掌控经济的这两个民族背后的罗马。不管怎么说，埃及是罗马的行省，因而维持此地的治安是罗马的责任。

于是为了镇压暴动，罗马决定出动驻扎在东方的军团。然而，从当初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克娄巴特拉向罗马军队投降时起，埃及就并不归以元老院和公民为主权者的罗马帝国领有，而是罗马皇帝的私人领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埃及有着特殊的状况。在号称“神之子”的女王克娄巴特拉之后，如果改由元老院和公民这些“人之子”来管理，那么对习惯于“神治”的埃及人的刺激就过于强烈了。刺激过度是领有和统治的大敌。因此，由神君恺撒的养子即“神之子”奥古斯都来做主权者，比较适合于对埃及实施统治，元老院也同意了这一点。

由于这种特殊状况，唯独埃及成了罗马皇帝的私人领地，这导致了驻扎在其他罗马领地内的军团无法向那里派遣。埃及没有行省总督，而是由长官带领一个军团常驻，足以维持一般的治安，直到公元172年发生了这次暴动。

多瑙河畔的马可接获报告后，决定一举解决此事。他命令在帕提亚战争中大显身手并在战后升任叙利亚行省总督的亚维狄乌斯·卡西乌斯，率领属下的两个军团向埃及进发。但是，“神治”下的埃及还是很特殊。在埃及出任要职都由皇帝亲自任命，可以说元老院元老也只是一般官吏，如果没有皇帝的许可，他们连入境都不可以。而对于出身于仅次于元老院阶级的骑士阶级的人而言，如果能够成为埃及的长官，应该就是从政的顶峰了。亚维狄乌斯·卡西乌斯已经是行省总督，在元老院也拥有一席。

在不触犯既有法则的情况下，派遣卡西乌斯的最好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他从叙利亚行省总督升任为帝国东方全区的总司令官。这一职位和帕提亚战争时皇帝路奇乌斯的地位相当，尽管只限于东方，但地位仅次于皇帝。

罗马人是“法之民”，在做出决策时，无论如何都要追求法律的正当性。如果不能保证法律上的正当性，那么他们就制定新法来保证这种正当性。毫无疑问，为卡西乌斯升职既不需要制定新法，也不必拿到元老院去请求通过，只需要把以往的法律扩大解释就可以了。

被任命为东方全区总司令官的卡西乌斯十分漂亮地完成了任务。他不但迅速镇压了埃及的暴动，而且没有招致当地居民的愤恨。埃及境内的希腊人也好，犹太人也好，或者是原住民也好，都对卡西乌斯评价极高。而在镇压了暴动之后，皇帝马可也没有变更返回叙利亚行省的卡西乌斯的职位。结果这个问题在三年之后引起了灾难。

公元172年东方的另一次变故发生在亚美尼亚境内。罗马和帕提亚一直争相拉拢亚美尼亚王国，罗马有帕提亚战争的成功，亚美尼亚的王位还是由帕提亚王室的亲罗马人士担任，可在宫廷内部依然存在亲帕提亚派。这些人瞄准了罗马大军都集中在多瑙河前线的可乘之机，企图发动政变。但这件事能在尚未发生之前就得以迅速解决，全赖临近亚美尼亚的卡帕多西亚行省总督马尔提乌斯·维尔斯高超的外交手腕。罗马的武将中不乏文武双全的人，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这样描写他：

马尔提乌斯不是一个只会利用军事力量压制敌人的人。的确，他的快速进攻和出其不意总是让自己占据主动，这些武将的看家本领是他力量的基础，不过，他还非常善于不战而屈人之兵。

他能敏锐地看穿对方究竟想要什么，然后用真挚的言语商谈条件。他生活简朴，但对别人的馈赠常令东方人都瞠目结舌。最重要的是，他的话总是让人对罗马抱有希望而不是绝望。

接触到他的人，很难把眼前这位言语热情、态度温和的人和战场上那位叱咤风云、激励士兵的武将联系起来。他的言语和态度充满魅力，即使对面的东方人暴跳如雷，他也能使其平息怒火。他深知什么时候该对谁循循善诱，什么时候该对谁一掷千金。

但即便他万般低调，对方也无法忘记战场上的他活力四射，行动积极。因此，所有的人都愿意和他放弃敌对，开展合作。

转眼到了公元173年，如上所述，东方的局势逐渐稳定，但西方的日耳曼战争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依照握有铸币权的皇帝马可的命令，罗马铸造发行刻有“征服了日耳曼”（Germania subacta）字样的货币，再加上罗马元老院做出决定，将“日耳曼尼库斯”尊称授予马可，两件事都是有着确切证据的历史事实。因此，如果只根据确凿的史实去阐述历史的话，公元172年的日耳曼战争是以罗马方面的胜利宣告完结的，可是无论史实多么真实可信，我们仍旧不能忽略对其背后内容的探究。

也就是说，盲目相信容易使自己走进牛角尖。如果不想自掘坟墓，那就应该进行跟踪调查，参考调查结果去发现材料背后的内容，另外也需要一定程度的“人性之恶”。“人性之恶”的我通过阅读史料，发现元老院的决议是当时罗马屡次出现的对皇帝的谄媚行为，而货币的发行则是深谙事实的马可在提振民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依据史实所表现的那样，公元172年的战争以胜利而告结束，那么第二年即173年就没有必要改变作战方针。然而罗马却改变了策略，从上一年的全线作战变成了各个击破。

尤里乌斯·恺撒早就看透了蛮族的特性，后来的罗马皇帝们也因袭了这种思维，就是蛮族不善团结协作。故而后世有名的“divide et imperi”（“分而治之”）就逐渐被确定为罗马的对外政策。公元172年，日耳曼各部族虽然结成了共同战线，但他们并没有团结在同一位领袖周围共同对抗罗马。

在这种情况下，罗马采取的战略应该是先各个击破，然后再全面进攻，可是当初罗马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呢？

刻有“征服了日耳曼”字样的铜币

罗马在宽阔的平原上拉出大军展开会战，能够发挥出无与伦比的力量，因为这种方式的战斗可以充分运用战略战术，与敌军面对面的大会战也能发挥出军令严明和日常训练的效果。相反，罗马军队很不擅长同蛮族战斗，因为蛮族本来就没有什么一贯战略，当然也就无从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的有效办法，就是恺撒曾经施展过的策略，即先迫使敌军集结，然后予以打击，最后取得巧妙绝伦的战果。这样一来，敌方叹服，连未曾加入战端的人都会在胜利者面前低下头来。一次这样的会战，能在尽量减少敌我双方牺牲者数量的情况下达到战争目的，是非常合理的手段。之所以也要减少敌方的牺牲，是从胜利后统治管理的角度加以考虑的结果。不过即便是恺撒，在阿莱西亚攻防战之前采用的也都是各个击破的战术。

但话又说回来，能在一年里就发现战略方面的失误，对马可和罗马二者而言都是很幸运的事。公元173年的战役，首先限定在了雷根斯堡到布达佩斯之间的多瑙河北岸，敌人仍旧是马科曼尼和库瓦迪两大部族，不过发生变化的是，这次罗马军队并没有直接进攻这两大部族，而是首先把矛头对准了他们旗下的中小部落。马科曼尼和库瓦迪两大部族的专横跋扈也是因为有下面这些中小部落为之张目。如果能将他们各个击破，大部族也就无所谓大了。毋庸置疑，罗马的战略就是要先砍掉敌人的爪牙，然后再集中力量一举击溃。我之所以在这里强调“毋庸置疑”，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连贯的战记和记述战略的史书，而仅是凭借想象，根据前后的战况，推测出173年罗马军队的战略就是如此，并且也已经取得了成功。

以往罗马军队的作战方式，是由重装的军团兵、轻装的辅助兵以及机动部队骑兵组成6000人的军团，在军团长的率领下冲锋陷阵。可是这一年罗马改变了做法。各军团分成不同兵种的几支部队，任凭他们分别进击各个中小部落。在公元173年的一整年里，由皇帝担任议长的总参谋部可能都在指挥这种作战。

还是因为缺乏战记，从纪念柱上也难以找出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们无法获知这种新战略的具体成果。不过倒是有一份历史学家遗留下来的资料。率领骑兵团的瓦莱利乌斯·马克西米亚努斯，和敌方纳利斯提部落的酋长单打独斗，最后杀死了对方。蛮族失去了首领，四处溃逃。纳利斯提部落是马科曼尼人的一支，他们脱离战线是对马科曼尼人势力的削弱。皇帝马可特地把全军召集到一起，在众人面前高度赞扬了骑兵团长马克西米亚努斯立下的军功。

这时的马库斯·瓦莱利乌斯·马克西米亚努斯应该在40岁左右，出生于潘诺尼亚行省，本来是个行省居民，应该属于罗马军队中那种身经百战苦熬出头的人物。在帕提亚战争中，他崭露头角，表现突出，于是在日耳曼战争中负责指挥骑兵团。他的第一乌尔庇亚骑兵团驻扎在阿拉波那，正好位于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两大军团基地之间。今天这个地方是匈牙利的杰尔，当然也濒临多瑙河。

此人就是电影《角斗士》中主人公的原型。因为马克西米亚努斯这个名字过于拗口，电影将其改为马西墨斯。不过此人后来成为角斗士的情节则是虚构的。尽管是虚构，但我们分析他被虚构的原因也同样大有裨益。关于他以后的故事，我们还将在皇帝康茂德的篇章里继续讲述。

关于公元173年的战果，我们只知道这些，但各个击破的策略无疑是成功的。因为无论是马科曼尼人还是库瓦迪人，或者是没有和罗马军队发生激烈冲突的雅兹盖斯人，都纷纷来向皇帝马可求和。有着库瓦迪人不到一年就反目的前车之鉴，马可认为蛮族无法信守和约，一度严厉拒绝。当然，皇帝最后还是接受了对方的请求，讲和了。

和谈的第一项条件，双方交换俘虏。

第二项条件，是在多瑙河北岸设置5罗马里〔milia一词是后代“mile”（英里）的词源，5罗马里相当于今天的7.5公里弱〕宽的无人地带。早在提比略皇帝当政时期，罗马就已经领有了莱茵河流域的西岸，在对面的东岸，罗马就设置了5罗马里宽的无人地带。不过，无论是莱茵河还是多瑙河，所谓无人地带指的都是“无蛮族人地带”，在每个要地都耸立着罗马军队的监视塔。在科隆那种城市的对岸，不但有监视塔，而且还建设了军事要塞。所有这一切就是为了及时掌握蛮族的动向。多瑙河流域设立无人地带的目的当然也是如此。

和谈的第三项条件，是罗马帝国和境外的蛮族讲和或签署友好条约时的必须条款，即对方可以参与罗马境内的集市交易。皇帝马可当然也认可了这一条款。然而，出于对蛮族强烈的不信任感，皇帝要求在条款上明确，罗马方面拥有集市日对蛮族开放的区域和时间做出规定的权力。

罗马帝政时期的科隆（想象图，右侧为莱茵河）

尽管如此，蛮族方面还是获得了出入罗马集市的好处。在当时罗马统治无法到达的中欧腹地，今天仍能发掘出罗马货币。不过，和向罗马输出宝石、丝绢和香料的印度、中国和斯里兰卡等地出土的高面值货币不同，中欧发现的多数是低面值货币。我们可以据此推测罗马人向日耳曼人购买的货物档次。

尽管如此，和谈终于成功了。

或许这只是罗马方面的权宜之计。可是这一时期的罗马也的确需要议和，因为第二年，即公元174年，罗马军队又将面对其他敌人。在布达佩斯附近转弯南流的多瑙河与达契亚行省之间，居住着雅兹盖斯人，他们受到从北方南下的萨尔马提亚人的压迫，和罗马军队发生了冲突。罗马人将发生在公元174年的战争称为“萨尔马提亚战争”，其实敌人是雅兹盖斯人。对于驻留在卡农图姆军团基地的皇帝马可而言，这真令人心神不宁，而这一年的他已经50岁出头了。

因为罗马公民拥有向皇帝提起上诉的权利，所以皇帝的职位也有点接近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这样描写这一时期的马可·奥勒留：

从战争方面的诸多事务中一脱出身来，皇帝就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投入司法问题的处理上。这时他总要准备一个罗马法庭也使用的计时漏壶，所不同的是，他的计时漏壶总是灌了更多的水，因为皇帝对自己的要求并不仅仅是下达判决就万事大吉了。他自己口述需要在法庭上宣读的判决，同时用漏壶计算时间。因为他考虑到即便是在遥远的基地书写的判决，也都要送到首都的法庭上去宣读。皇帝不但精心控制法庭宣读判决的时间，而且在内容上也做到充分、透彻。他在检查以往的判决时，控辩双方的证词都无一遗漏。结果一个判决他就有可能花上十一二天时间，并且经常熬到深夜。

皇帝的工作态度已经不是“勤勉”一词所能形容，因为他坚信，自己下达的判决应该在任何人眼中都是公正的，也就是说，包括被告在内都要认为判决无可指责，所以他必须事无巨细、毫不疏忽。然而，这种性格也使皇帝总是字斟句酌，连遣词造句都要花上一天时间。力求公正的责任感以及洁癖一般的完美主义，都促使他一直坚持着这种繁重的工作。

在身体方面，皇帝远远谈不上健康。据说他最初来到多瑙河前线时，就难以忍受当地的寒冷气候。当士兵队列严整地等待他出现时，他不止一次一言不发地就离开了。他食量极小，不到日落不肯吃饭，白天则什么都不碰，只是把一种叫“提瑞阿克”的药物溶在水里喝下去，而且这种药物他也绝不多用，可能是担心成为习惯。他一直有着胃痛和胸口痛的老毛病，药物可以缓解那些疼痛。据说只要一喝下这种药物，胃痛以及其他身体上的不适就都可以忍耐了。

卡西乌斯·狄奥是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他的著作是用希腊语写成的，但是这种名为“提瑞阿克”的药物用拉丁语表示也是“theriac”。皇帝马可的御医盖伦是罗马时代最有名的医学家，这是他为皇帝特别配制的药物，里面含有鸦片的成分。

据说马可曾一度停止该药物的服用，因为会嗜睡，可是停止服用之后，马可又发现自己变得失眠了，只好恢复服用。而盖伦也十分谨慎，既要使皇帝不致染上毒瘾，又要通过含有微量鸦片的药物缓解皇帝的疼痛以保证睡眠。由此看来，不但是整个日耳曼战争，就连马可·奥勒留本人，也都充满了悲壮感。

同样是在军事基地中生活，尤里乌斯·恺撒就截然不同。在高卢战争中的恺撒营区，每当冬季来临，偃旗息鼓，恺撒就宴请周围蛮族的首领和豪强，让他们观看士兵们表演的希腊悲剧。尚未开化的高卢人竟然要看古代文化精华的希腊悲剧，只要想象一下就令人不由得发笑。高卢人是因为受到了军事力量的钳制在勉为其难地坐在那里吧？或者他们真的是被未知的文化精粹吸引，尽管一头雾水却还是愿意陪伴在自得其乐的恺撒身边？

《高卢战记》里没有丝毫悲怆感，全书洋溢着的是作者兼主人公恺撒那压倒一切的自信。恺撒坚信，对罗马这个“共同体”（res publica）而言，自己做的一切都是有益的，能够做到这些的也只有他自己。这是一种如果再向前一步就变成了盲目自大的强大自信。尤里乌斯·恺撒和马可·奥勒留是罗马仅有的两位留下完整著作的最高统治者，这也让人不由得比较这两部作品的不同。是作者性格使然，还是时代的差别？

如果恺撒没有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而是生活在公元2世纪，那么日耳曼战争的结果会发生变化吗？后世的孟德斯鸠评论恺撒：“无论率领什么军队都能获胜，无论诞生在哪个国家都能成为领袖。”如果由恺撒统领，公元2世纪后半期的罗马军队能取得对日耳曼民族的压倒性胜利吗？或者即便是恺撒，也改变不了当时多瑙河前线的形势？

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2世纪还有一点不同。在恺撒时代，即便是总司令官也不能拖家带口地前往战地。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只不过是大家都没有家人陪伴，然而公元1世纪这种现象开始出现，到了公元2世纪就几乎成为常态了。

公元173年到174年的冬天，可能是担心丈夫的身体健康，皇后芙斯汀娜造访多瑙河畔的军营，嫁给潘诺尼亚总督庞培亚努斯的露西拉也与母亲同行。庞培亚努斯一直是皇帝的左右手。两个女人就这样留在了丈夫身边。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留在丈夫马可身边的皇后被士兵们尊称为“基地之母”。阔别5年后，马可和皇后又重新开始了共同生活，他此时并不驻扎在卡农图姆军团基地，而是在多瑙河更下游的希尔米乌姆，因为战线已经从近潘诺尼亚移动到了远潘诺尼亚，相当于从今天的奥地利和匈牙利推进到了前南斯拉夫。希尔米乌姆并不是军团的常驻基地，但是相比于80公里以东的军团基地贝尔格莱德，这里北距多瑙河20公里，离前线更近。罗马人在第二年，即公元174年，展开了萨尔马提亚战争，总参谋部就设在这里。虽然儿子康茂德为了学业返回了首都，但妻子和女儿都在希尔米乌姆住了下来，也算是一家团圆。这就是和纯属男人世界的恺撒时代基地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到了帝政时期，就基地的规模和设施而言，已经完善到了足以接待妇女和儿童的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