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几乎都是多种事件和现象并行发展的,但却不是所有事件排成一行同时并进。事件的发生有先有后,其发展不但不会齐头并进,反而会先后不一,呈现出一种参差不齐的状态。这就是历史叙述复杂曲折的主要原因。如果历史学家无视这一点而只叙述他认为重要的事,历史也许变得更易理解,但却成为应试用的教科书。
叙述历史就像制作珍珠项链。如果只想用颜色一致、光泽又好的大珍珠来做,那么颗粒稍小但颜色光泽俱为绝品的珍珠就派不上用场。可这些珍珠具有价值,不能舍弃。平庸的匠人大概会用这些珍珠做成戒指之类的物件,而想象力丰富的艺术家则会在珍珠周围镶上极小的钻石或宝石,做成的首饰比单使用珍珠更富变化感,且不会损害珍珠的美感和价值。
下面我们要叙述的就是地中海历史上的小粒珍珠。它们不具备左右以后地中海世界历史的力量,是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双方都一直把它视为异端的缘故。
古罗马的尤里乌斯·恺撒有这样一句名言:
“不论以后成为多么恶劣的事例,开始时的原始动机都基于善意。”
这是真理。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事例,简直是毋庸赘言。但反过来表述这个真理,难道不也正确吗?
“不论以后成为多么美好的事例,开始时的原始动机都基于恶意(即使不那么恶劣也并不值得赞赏)。”
公元9世纪的当时,西西里伊斯兰统治的负责人、常驻巴勒莫的“酋长”并没有在西西里构筑新天地的高尚想法。他只是企图提高自己的地位而已。
以往巴勒莫的“酋长”必须遵从被北非伊斯兰教徒奉为圣都的凯鲁万“酋长”的命令。可是,凯鲁万与东方的巴格达不同,随着宗教色彩的愈发浓烈,被任命为“酋长”前来巴勒莫上任的人也有了变化。派来的当然都是被称为原伊斯兰教徒的阿拉伯人,但与其说这些“酋长”是行政官,不如说一任接一任都是伊斯兰的法学家和导师(伊玛目)。其结果是身在突尼斯的“酋长”却给巴勒莫“酋长”下达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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