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日本，自由化进程最为缓慢，几乎和大米进口同样落后的行业，是学术界和舆论界。

学术界的部分领域已经实现了自由化。至于舆论界的情形，我们不妨把它看成国产米。

事实上，无论学术或舆论，和经济一样，如果不实现自由化，就不可能具备真正的国际竞争力。

因此，作为隶属这个行业的写作人，我今天打算谈谈什么是舆论的自由化。

作为读者，进入这个世界的人，如果听说此事势必会大吃一惊：原来舆论界也有“仁义”一说。不管是报社、出版社或广播电视，都有一项约定俗成的规矩：对自家的作者或嘉宾所发表的言论，即使不赞赏，也不能批评。这种保护主义倾向，连年轻的从业者都习以为常。

举一个例子。某家报社出版了曾在报纸连载过的小说单行本。而同一份报纸的读书版面，又刊登了批评这本小说的文章。结果惹怒了小说的作者，竟然一个电话打给文化部部长。在作者看来，报社不仁不义，既然自己的作品为行业做出了贡献，作为回报，报社就不该批评作品。

这种“仁义”的盛行，形同于经济上的保护主义。作为直接参与者，写稿和约稿的双方，最终都从中获利。和经济保护主义的情形一样，遭受损失的永远是消费者。舆论界的消费者，就是读者、观众。

话说回来。即便是这种常年保持一团和气的舆论界，近来似乎也兴起了一股自由化的浪潮。这股浪潮的积极推动者是《中央公论》。正是这本月刊杂志，刊登了被通称为“修正主义对日观”的沃尔夫廉、詹姆斯·法洛斯等人的文章。

那些外国记者没有团伙意识，不懂约定俗成，而且对日本知识分子始终回避的那种指名道姓的批评，可以说毫不避讳。就连《中央公论》的常年签约作者，也没能躲过他们的抨击。“无仁义之战”正在舆论界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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