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虽是寡头政体,但战争来临之际仍需要公民大会决定是否开战。
雅典是民主政体的国家。就算敌人入侵已是事实,是迎战还是媾和还是要由公民大会决定。伯里克利有心迎战也必须得到公民大会的认可。
于是,向民众说明情况就成了这一年再度当选将军的伯里克利的责任。
“各位公民,我的想法没有任何改变,我们对伯罗奔尼撒人绝不能做一点儿让步。”
以这句话开头的伯里克利的演说一言以蔽之就是主张开战。民意沸腾宛如烧开锅的热水,唯有拿开锅盖才能让内部的蒸汽散尽。
彼时64岁的伯里克利对于诱导雅典民意早已得心应手。
首先,开宗明义定准基调。如果大会最终决定开战,那么它就是雅典的民心所向,杜绝以后因战况变化产生反战声音的可能。
紧接着,强调开战的责任不在雅典,一切都是伯罗奔尼撒一方的错。
15年前泛希腊城邦会议确定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分庭抗礼,是要两国承担起各自的责任。斯巴达面对其同盟内发生的问题,非但没有予以仲裁,反而将责任推给雅典。
事实上,科孚岛、波提狄亚以及普拉塔亚都处于雅典辖下,而出手挑衅的科林斯、底比斯属于斯巴达势力范围,伯里克利对斯巴达的非难,理论上非常正确。
不过话说回来,斯巴达人从来就没有承担责任的意识和能力。
坚持一国和平主义的斯巴达,经济上奉行“不追求利益”的原则。不追求经济利益,往往使人在其他方面也变得无所追求。一旦形成了“不争”的生活方式,进取心便会退化。
斯巴达虽然陆上战斗力具备压倒性优势,但在外政方面常常被科林斯牵制,这就是长期“不争”导致的主导力低下的典型例子。所以斯巴达才会对科林斯言听计从,向雅典提出了雅典根本不能接受的要求。要么接受对方的要求,要么开战,伯里克利向民众摆明了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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