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这种场合，势必会出现一个声嘶力竭摇旗呐喊的人。

“是谁，劝说我们投入与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战争？”

“伯里克利！”

“是谁，准许首都雅典接收大量的难民？”

“伯里克利！”

“是谁，说瘟疫会很快过去？”

“伯里克利！”

这情形不禁让人想起某媒体所做的民意调查，回答似乎被提问牵着鼻子走。实现长达30年的一人统治的雅典第一人，一夜之间竟然被视为造成雅典所有不幸的“犯人”。如果说他有什么罪的话，他唯一的罪就是没有预料到瘟疫的传播。

但那可是气度不凡的伯里克利。面对民众激烈的指责，这位65岁的领袖毫无退缩之意。

伯里克利召开公民大会，在会场上进行了严肃的反驳。

诸位对我的愤怒，我有所预料。但请诸位决定是否开战时，我已经对战争的必要做了明确的说明。

今日召开会议的目的，是希望被不安情绪控制的诸位想起你们过去所做的决定。看看你们如今变得多么懦弱、多么消沉。

我的想法没有改变。我始终认为有城邦才有公民。

有人会凭借好运展翅高飞，但他也有回到地面的时候。若接纳他收起翅膀休养生息的祖国不断衰退，他会失去再次高飞的能力。国家的作用就是给有能力的个人提供起飞的基础。

对于必须时刻面对事情的轻重缓急做出抉择的领袖而言，此时国家整体的安全当然优先于个人的安全。对于有权赞成或反对领袖选择的公民而言，冷静接受最优选择是当然的义务。

作为民主国家的领袖，伯里克利这样说合适吗？他的这番言论不禁让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产生这样的感觉。2500年前创造出民主政体的雅典人，难道是这样考虑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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