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里克利时代”与“后伯里克利时代”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简言之，其区别在于政府是否有着眼未来、一以贯之的政策。

没有这样的政策，人们的行为会像树叶一样随性地朝着不同方向发展。杀害投降的民众、俘虏就是其中一例。

虽然希腊人是每4年举办一次奥运会方能休战的好战民族，但他们很少因为愤怒而彻底丧失自我。他们常常为安葬战死者休战一天，或为交换俘虏停火数日。

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们具有现代人所谓的尊重人权的思想。在他们的观念中，只有被视为蛮族的异族可以随意处置，希腊同胞之间不能轻易杀害投降者。

他们不认为胜者拥有绝对的正义，败者是绝对的十恶不赦。也许是受到荷马史诗、希腊悲剧等“教科书”的影响，希腊人很清楚胜败大多数时候靠的是运气。

我认为古希腊人给我们后世留下的最重要的礼物，是指点出中庸的重要性。所谓“中庸”，简单地说就是在左与右两个极端之间寻求适中。

英语称“中庸”为“good sense”，法语叫“bon sens”，意大利语是“buon senso”。日语以“良識”一词对应最为合适。

在“后伯里克利时代”，不仅雅典人，所有的希腊人都变得缺少良知。而那位称雅典是全希腊人的学校的伯里克利，已不在人世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悲剧在于，失败的不只是雅典，还有整个希腊世界。

希腊人自己构建起的价值观，又被他们自己亲手摧毁。

读希罗多德的《历史》之所以让我们有爽快之感，是因为它是希腊人美好一面的集大成者。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由始至终笔调灰暗，因为它是希腊人丑恶一面的总汇。想到仅相隔半世纪，希腊民族就从联手抗击外敌转为自相残杀，这真令人黯然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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