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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让左战比较忌惮的还是天灾问题，史料记载从天启元年往后的三十多年，整个北半球要进入小冰川时期，旱涝交替，民不聊生。可是当时的生产力还是非常落后的，水利设施多已荒废，大部分地区还是靠天吃饭，很多人都挣扎在温饱线以下。如果贸然增加对农民的赋税，势必会对农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最终导致农民起义爆发，这才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为了尽快的结束这种恶性循环，左战大胆启用了袁可立等一批清吏做地方巡抚，由他们来执行朝廷的政策。

（注：袁可立，明代后期著名的清官廉吏和抗金名臣，他的《节寰袁公行状》和岳飞的《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记》同时遭满清封杀，气节可见。）

左战不想增加对农民的赋税，就必须重开矿税，追加商人的赋税，自知此事困难重重，也预料到会遭到群臣的反对。此时原尚宝司司丞、现任登莱巡抚袁可立回京密报勘探招远一带矿脉的事宜，心想小皇帝心系灾民朝中大臣却百般刁难，逐上前打抱不平，驳斥道：

“钱侍郎此言不合情理，矿税是万历四十五年神宗皇帝下旨增加的，光宗皇帝即位后便下令取消。按钱侍郎的意思，我们现在重开矿税是对光宗的不敬，那么不这样做是不是对神宗不敬？”

袁可立此言一出，钱谦益急欲辩解，袁可立却接着说道：

“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先是任命张居正做内阁首辅，大胆进行一条鞭法改革，使得土地和人口迅速增加，岁入也稳定在每年四百万两。期间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用兵，神宗都是重启矿税和商业税来弥补财政亏空，才保得大明朝国泰民安。微臣斗胆问在朝的各位大人一句，如今辽东战事吃紧，内地天灾不断，圣上已经调拨内银接济，难道我们不该为君分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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