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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1958年5月生于河南省延津县。1973年至1978年服兵役。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现有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四卷)、《一腔废话》等，作品集《刘震云文集》(四卷)、《刘震云》等，中短篇小说《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等。共四百多万字。作品多次获奖、被评介、改编和翻译。
刘震云的全部作品集
这部小说在发表时就引起了轰动，被称为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获得多种文学奖，描写了主人公小林在单位在家庭的种种遭遇和心灵轨迹的演变。菜篮子、妻子、孩子、豆腐、保姆、单位中的恩恩怨怨和是是非非。从而反映了大多数中国人在八九十年代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状态。它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的主旋律，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给人们内心和外在的变化。本书以生动的细节和人物形象取胜，是一部精彩作品。
《手机》讲述了一个关于“说话”的故事。主人公严守一是电视台谈话节目主持人。小说开始写了六十年代童年时的严守一，他不爱说话的父亲，他的表嫂、朋友及奶奶。接下来写到当下，长大后的严守一从事了让全村人都不信的以“说话”为生的职业——在电视台当主持。小说最后回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追寻严守一话语的源头。在充分展开的中间部分里，作品里长出了许多嘴，都在说话，有说假话的，有说实话的，有不爱说话的，有话中有话的，也有说心里话的。
《温故一九四二》被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是作家刘震云的首部调查体小说，讲述了一个不能不为人知的、关于饥饿的故事。刘震云形象地说：1942年河南因旱灾饿死的民众，相当于在那里建了三座奥斯维辛！冯小刚说：“二战时，希特勒和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但在1942年，中国河南旱灾饿死300万人，却很少人知道，不要说外国人，中国人也不知道。刘震云为此写了一本书，我在1993年看到，非常震撼。”当年旱灾、蝗灾使粮食颗粒无收，哀鸿遍野，三千万民众离乡背井去陕西逃荒。刘震云为重温那段几乎已被这个民族淡忘的历史，走访灾难的幸存者，完成调查体小说，他也由此成为这场灾难的唯一记述者。小说出版后，王朔几次力荐冯小刚拍成电影，然而从小说到电影，立项、驳回、修改、再立项……经历了19年的艰辛，《一九四二》才得以公映。电影故事中，刘震云以地主老范、长工栓柱、佃户瞎鹿与媳妇花枝一家等灾民的逃荒之路为主线，以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等人的四处斡旋、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堪境况为副线，比小说更立体生动地再现了面对天灾时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态度。电影故事比小说更直观，甚至更具文学性，电影中未拍或删掉的镜头在书中都予以保留。也由此看到刘震云获茅奖力作《一句顶一万句》前身的影子。
刘跃进是北京某建筑工地的民工，上街时他的包被人抢了，里面装着他全部财产。找包的过程中，他又捡到一个包，这个包里藏着天大的秘密，牵涉到上流社会的几条人命。于是几拨找这个包的人马，又开始找刘跃进……刘跃进像一只无辜的羊，意外地闯入了狼群，他自认倒霉却不悲观。问题在于，世界上所有的狼，都把自己打扮成羊，和蔼可亲，俗话说，“披着羊皮的狼”；而世界上所有的羊，又在装大尾巴狼，装腔作势。刘跃进做人没有问题，但偏偏造化弄人，一切都让他始料未及。刘震云用异常冷静的口气，向人们讲述了这个玩笑。不过，你可能当时没有笑，在合上书的时候笑了，过后想起又笑了，这种独特的“刘氏幽默”，在《我叫刘跃进》中达到了极致。
本书所收作品，把现实社会中假恶丑的一面撕开来给读者看，着重于展示、揭露，着重于将不光彩的隐私曝光，部分作品以讥讽批判的笔调描写官场里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规矩和官场争斗的细节，笔墨集中于权力的倾轧、欲望的膨胀，有的甚至还以欣赏的态度肯定那些腐败手腕的机智聪明。对于这些展览型的创作，需要我们以审慎鉴别的眼光来看待。本集收录《官人》《官场》《头人》《单位》《新兵连》。
《故乡面和花朵》完全打破了传统的线型或板块组合的叙事结构，它的结构方法也不限于时空交错和线型，而似立体交叉等等，它建立在一种崭新的小说观念的基础上，把传统和现代揉合在一起，把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炉，把故乡延津的老庄与整个世界的大舞台融合起来，采用某种物景描述，插进书信、电传、附录以及歌谣、俚曲等各种可以调动的叙述形式，组成一种使人眼花缭乱然而又井然有序的新的结构形式，这种新的结构形式的特点和意义，当然有待更周密深入的研究才能详述，但只要浏览一下作品，即可以为其新的艺术风貌所吸引。至于小说叙述方法的独特和多样，排比句式的成功运用以及调侃格调的设置，在这篇短文里也都难以一一阐述了。
《一腔废话》写的是在一个叫五十街西里的地方，住着一群富于幻想的人们。这些修鞋的、搓澡的、卖杂碎汤的、当三陪的、捡破烂的，每天向往的都是和自己无关的生活。他们喜欢模仿秀、辩论赛和欢乐总动员。他们喜欢在修鞋时、搓澡时、卖杂碎汤时、饭后茶余说些笑话。但是突然有一天，他们被自己所说的话和做过的事吓破了胆。为了恢复往常的生活，他们齐心协力开始对自己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进行修补。一些人开始倾家荡产地补胆、补钙、换血或换了自己；一些人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些车轱辘话，一天下来又发现说的全是废话。这时他们开始怀疑：我们是不是有些疯和有些傻呀。为了找到医治的办法，他们不远千里来到了异域异地。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巡游有着非常伟大的现实目标，即为了寻找疯和傻的原因；而在实际过程中，他们却不断地挣脱了一个又一个的常识和经验，使寻找一步步地陷入极为可怕的历史内幕中。
《故乡相处流传》突破了《故乡天下黄花》的寓言写作的模式，反以一种戏仿的形式打破了历史寓言或政治寓言的类型化的方式来显示自身。作者从严肃与正统的历史与政治的讲述中跳出来，像是喊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像打闹天宫的孙猴子，无所顾忌，不知深浅，随随便便讲出他眼中的历史与政治。讲话的方式和讲话的内容是紧密联系 的，小说的意义也正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以一种嘻嘻哈哈的方式来讲，历史和政治也就变得嘻嘻哈哈，非常好玩起来。
没有神的世界里，人只能一辈子都在寻找，寻找一个人，和他说一句知心的话，一个人内心的洪流，其实已经足够淹没整个世界﹗──刘震云从《手机》的真话之难寻与说谎之必要，到《我叫刘跃进》人际间的偶然与必然，鬼马作家刘震云费时三年创作《一句顶一万句》为生而为人，「觅知音」之必要。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个出走，一个回归，他们寻寻觅觅，与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试图表达内心的矛盾与无助。书中的人物大部分是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偏偏安排了一个意大利牧师老詹。从荒野的乡村到繁忙的大都会，由20世纪中叶到新世纪初，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县长、镇长，还是老师、理发师、屠夫、染坊工、传教士等寻常百姓，当说话成了唯一的沟通管道，语言又无法直达核心，孤独便永远如影随形！寻常人的事件，串连成不平凡的故事。刘震云说这是目前为止，他最满意的作品。
《我不是潘金莲》是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获茅奖后的第一部长篇，也是他第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直逼现实，书写民苦，使这部小说成为《一句顶一万句》的姊妹篇。和《一句顶一万句》一样，故事都是写一个戴了绿帽子的人想杀人，其实不过是想在人群中找到能说上话的人，不同的是，书中是一个戴绿帽子的女人，从杀人到折腾人，不过是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这个顶了潘金莲冤名的妇女经历了一场荒唐的离婚案后，要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更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走上告状路。结果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甚至申冤到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但没能把假的说成假的，还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一举拖下马；以至每到“两会”时她所在的省市县都要上演围追堵截的一幕，竟持续二十年。刘震云用一个看似荒诞的故事讲述真切的生活常理。他的写作立场使他成为当代文坛少有的可以与时代、人民和国家对话的现实主义作家。
九年前，我从部队复员，回到了家。用爹的话讲，在外四年，白混了：既没入党，也没提干，除了腮帮上钻出些密麻的胡子，和走时没啥两样。可话说回来，家里也没啥大变化。只是两个弟弟突然蹿得跟我一般高，满脸粉刺，浑身充满儿马的气息。夜里睡觉，爹房里传来叹气声。三个五尺了五高的儿子，一 下子都到了向他要媳妇的年龄，是够他喝一壶的。那是一九七 八年，社会上刚兴高考的第二年，我便想去碰碰气。爹不同意，说：兵没当好，学就能考考上了?再说……再说到镇上的中学复习功课，得先交一百元复习费。娘却支持我的想法：要是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