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

呼兰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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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2月20日，萧红在寂寞、苦闷怀旧的心情中，写完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作品通过对自己故乡的回忆，以朴素率直、凄婉细腻的笔调，真实而感人地再现了她童年时代东北农村黑暗、落后、愚昧的社会生活，揭示了旧的传统意识对人民的束缚和戕害，表达了她对家乡人民苦难境遇的深切同情。同时，对旧风俗、旧习惯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呼兰河传》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是萧红又一部有影响的代表作。茅盾先生在序言中称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景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河传》的完成，标志着萧红文学创作已进入成熟时期。继《呼兰河传》后，萧红在香港还写出了长篇小说《马伯乐》、小说《后花园》，散文《小城三月》、《北中国》，散文《骨架与灵魂》、《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等作品。

短篇小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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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牛车上后花园马伯乐

小城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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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三月是萧红的最后一部作品。这位正值青春年华的女作家，在写完这部作品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离开人世了。在小城三月中，我们可以真切地聆听到一个东方女性悲惋的哀歌，在这春的悲哀与爱的祈盼中可喟柔肠寸断。使我们更为深切地感受到那个笼罩一切而又窒息着一切的无边夜幕。感受到作者对于人间爱的憧憬和向往，对于人生的追求与思索。作品是以儿童视点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我的一个叫翠姨的姨悄悄地在心里爱上我了的堂哥。然而，向往着爱的自由的翠姨，却不幸是一位再嫁的寡妇的女儿，而堂哥却是地主家才学出众的公子。他们的爱情，在有数千年传统规范的约束着的愚昧偏僻小镇，只能被不可理喻的冷寂扼杀掉。几乎没有人能意识到翠姨心底的强烈爱情，甚至被她热烈挚爱着的堂哥也不知她缘何悲寂难耐。人们单调而又寂寞地生活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似乎生活中本来就没爱只有结婚、闲聊或是忙于其他的礼仪琐事。谁都没有必要向谁诉说什么爱的衷曲。只有我这个略涉世事的孩子惊奇地窥视到了翠姨的一些异常。结果，当人们准备给翠姨和一个又丑又小的男人结婚之际，翠姨却日渐消瘦，悄然病逝家中。然而，更可悲的是，那位堂哥此后提起翠姨，虽常常落泪，却不知翠姨为什么死，大家也都心中纳闷。这是怎样的恋爱啊！执着地爱着一方从来没向被爱的一方吐露心曲。直至爱火将人折磨至死，被爱着的人却不知其生命之火为何而熄。这就是中国女性的东方恋情。在这爱情里，没有心灵的撞击，更没有如红楼梦那样被人拆散的曲折。而是一切都窒息于心底，一切都随着生命之火的泯息而悄然而逝。她的恋爱的秘密就是这样子的，她似乎要把它带到坟墓里去，一直不要说出口，好像天底下没有一个人值得听她的告诉。作者用一个买不到的绒绳鞋做了一个巧妙的暗示，为女主人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天资聪颖，单纯愚昧的翠姨在几度失意，难以买到如意的绒绳鞋时，反复悲叹我的命运不会好的。随着生活的流逝，这个最初可爱的少女对其婚姻和命运日渐恐惧，在心理上笼罩了一层更为可怜的、柔弱的悲凉。尽管翠姨的孤寂，家世较为封闭，但她在我家住的时间，却是一个相对于开明的环境。恰似枯木逢春，给这个乡间少女沉寂的情感世界吹起一片涟漪，也吹进了新绿的生命气息。让她看到了点别样人生的光亮。便不惜一切向着这生命之火慢慢前进。作品中写道：翠姨非常聪明，会弹大正瑟，就是前些年所流行在中国的日本瑟。她还会吹箫或是笛子。我家算是最开通的了。叔叔和哥哥他们都到北京和哈尔滨那些大地方去读书了。开了不少的眼界。回到家，大讲那里都是男孩女孩同学。因此在我家里，一切都是很随意的。逛公园，正月十五看花灯，都是不分男女一起去。因此，在我家里也设了网球场，一天到晚地打网球。可以看出，这个环境带有一定的现代气氛正是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下，翠姨不甘于走乡镇女子的婚姻道路和服从于人生的安排。她在认真思索着，执着地探求着。翠姨很喜欢我，因为我在学堂念书，而她没有。她想，什么事我都比她明白。所以她总是有许多事同我商量。看看我的意见如何。她喜欢我的堂哥，也是由于她觉得到底读大学的人好，不野蛮，不会对女人不客气，绝不能像她的妹夫常常打她妹妹翠姨的这一心里活动，其实是对新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以及现代文明的追求。这在翠姨去哈尔滨办嫁妆时，与我哥哥同学接触中可以看出来：翠姨带着哥哥的介绍信，像一个女同学一样被他们召待着。又加上已经学了俄国人的规矩，处处尊重女子，所以翠姨当然受到了他们不少的尊重。请她吃大菜，请她看电影。坐马车的时候，她先上车，下车的时候，人家扶她下来。她的每个动作别人都为她服务，外套一脱就有人接过去了，她刚一表示要穿外套，就给她穿上了。不用说，买嫁妆是最不痛快的。但那几天，她总算是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经过到哈尔滨市去买嫁妆，翠姨就更不愿意出嫁了。她一想到那个又丑又小的男人，她就恐怖。翠姨的心理微妙变化，向我们展示了两种文化。落后的与现代的翠姨的生长环境的乡间民俗，如待人接物、婚仪、行为与我家的网球场，风琴，日本琴等，构成了现代文化气氛，以及哈尔滨校园里男生宿舍的暖气、洋床等，更是将现代文明展现在翠姨的面前。新旧文明，在翠姨的心理产生巨大冲突。形成了心理悲剧。一方面，她从表面上接触了一定的现代文化气氛，并无比向往，对读书人的钦佩，对新文明的渴望。另一方面，她是一个传统的，在旧环境中长大的东方少女。不可能摆脱自己，去追求新的生活。她觉得自己命运不会好的，现在翠姨自己已经订了婚，是一个人的未婚妻。二则她是出嫁的寡妇的女儿，她自己一天把这个背了不知多少遍。她记得清清楚楚。一直到她病故，善解人意的家人知她为何而病，有什么不如意的？陪嫁的东西买的不顺心？什么都问到了，唯独没有问到情感生活。这足以看到那时人们对情感生活的漠视。即使是现代文化的氛围，也是表层的。在深处，仍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传统习俗和心理。正因为这样，翠姨在这样现代文明氛围的环境中，即对新文明的渴望，却又无法表达或大胆追求自己的理想的爱。强烈的冲突，造成了东方女性的悲剧。春的步履是如此仓促，又是如此的短暂。一切都过去了，只留下悲切的思考给下一个春天。它强烈地呼唤着真正的人生。呼唤着真的情，真的憧憬与真的爱。翠姨的坟头的草籽发芽了，一掀一掀地，和土粘成了一片，坟头里淡淡的青色，常有白色的山羊跑过。这时，城里街头，又装满了春天。暖和的太阳，又转回来了。春天为什么不早一点来，来到我们这城里多住一些日子。然后再慢慢地到另外一个城里去，在另外一个城里也住一些日子但那是不能的了，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年青的姑娘们，她们正三两成双，坐着马车，去选择衣料去了，因为就要换春装了。她们热心地弄着剪刀，打着衣样，想装成自己心中想得出的那么好，她们白天地忙着。不久，春装换起来了，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作者以散文的笔调刻画了春的背景，优美而悲切，使翠姨的悲剧－－寂灭的春天，在她身后留给人更多的思索。

生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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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是萧红一部传世的经典名篇，写于1934年9月.是鲁迅所编奴隶丛书之一.它对人性、人的生存这一古老的问题进行了透彻而深邃的诠释。这种对人生的生存死亡的思索，超出了同时代的绝大部份作家。不过，它在艺术表现上也存在着不足之处，有人称之为文本的断裂。换言之，小说的后半部，是由人的生存死亡问题而转向了革命前途问题。鲁迅在为《生死场》作的序中，称它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一幅力透纸背的图画。《生死场》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前后，哈尔滨近郊的一个偏僻村庄发生的恩恩怨怨以及村民抗日的故事，字里行间描摹着中国人于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为《生死场》创作的封面，萧红设计了半黑与半红的图案。在经典的男性批评家看来，触目的红色是人民的鲜血。而在女性批评家看来，那是女人生产时流的血。在解读《生死场》的近七十年历史中，民族大义的话语占到了长期的主导。 东北的沦陷使得几乎所有的阅读者都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抗日题材作品。但是，这样的角度却无法解释年轻的萧红为什么如此迷恋描述女性的生育、死亡以及病痛。当然，激进的女性主义为这一文本的解读提供了一个角度。但是，这亦并不能解释抗日题材在这里的比重。而话剧《生死场》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另一种解读的版本：即民族国家的话语与女性身体的交结。即在民族国家话语的掩藏之下，关心的是女性身体本身。对身体阐释由成业与金枝之间的私会开始。在不名誉的男女关系中，女性的身体开始变化，同时连带着羞耻、辱骂、焦虑以及恐惧。她的相好成业，在得知她有了身孕时是诅咒的――你的肚子真不好使，真不争气！她的父母因此而感到的是羞辱，村民们则是耻笑。在逃离的过程中，因为她的想念母亲，成业愤怒地撕咬的亦是她的身体。最终，当她在极度痛苦与屈辱中生下女婴时，她的父亲剥夺了这小生命的生存权。女性的身体在这里是被使用，被咒骂，被毁坏，以及被扼杀。原本属于人与人之间最欢愉的关系――男女关系因这女性身体的变化及诅咒被笼罩上了巨大的阴影，而这一切的最直接的承受者，则是身体的主人――金枝。赵三，戏中重要的男性角色，扬言要杀掉二爷（压迫者）、被公认为村里最胆大，最是男人的男人，其尊严与胆气的获得是经由那床上的女性的身体。在他与王婆关于男人的对话中，既是性行为中丈夫与妻子的对话，亦是习惯观念中的强势男性与弱势女性的一个对白。田沁鑫显然别有深意。王婆对赵三的多次肯定成就了他的狂妄与野心，一个原来怯懦的男人在性中――在对女性的征服中获得了力量。因而一个经典的颇有意味的场景如雕塑般定格：瘦弱的王婆（女性）背起了强势的赵三（男性）。女人的声音也是那么明亮而充满期待：她爹，你高高地！你高高地！性别意味强烈的让人无法忘怀。而这之后，赵三面对更为强势的二爷时那种懦弱、善变、奴性也与此场景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监牢里的赵三对二爷感恩戴德，而充满反抗意识的王婆则在痛苦、失望之中喝酒并吞下毒药。一高一矮，一明一暗的换位后彰显的是剧作的潜在用意――男人赵三的怯懦、苟且与女人王婆的坚韧与清醒。于女性身体的关注之上，死亡是剧作的一个关键词。每一次灯笼的点起就会喻示着有人死去。但死亡越来越变得有重量，当一片灯笼同时点起时，死亡开始变得悲壮。（在这死亡的人群中，女人占到了大多数）。男性赵三、成业以至二里半的觉醒与怒吼，是在金枝被杀害的那一刻。她是他们的女儿、相好，她的身体是他们的。但这身体要被外力所毁坏了。这外力如此蛮不讲理，于是，他们不得不起来。换言之，他们――这些村民们的起来，不是因为要亡国、亡村，而在于他们连活下去的最起码的条件都被剥夺了――他们女人与女儿被抢了。亡国奴的吼声更意识形态了些，或者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真正能让象蚂蚁一样生活的人们站起来、重新要求获得男性尊严的理由，是因为这女性身体的被杀害以及他们自我身体的死亡将至。年轻而美丽的女性身体再一次成为符号。她刚烈，没有受到外族男人凌辱，以及最后死在日本人（侵略者）的枪下的结局。在此基础上，剧中人喊出了死也要有死的法子，要看是怎么死的话。女人的死在这里被赋予神圣的意义：不当亡国奴。女性身体在此刻，亦即在民族大义之下获得了完满。这样的结局，是一个讨好大众的结局。大众乐见这样的结局并为此付出眼泪，因为这样的处理显然是他们所能接受的层面。但是，在小说中，萧红的金枝是活着。日本鬼子来之前，她为自己日益膨胀的身体与男人无休止的欲望困扰，而日本鬼子来之后，她的处境依然未变，依然要面对需要逃离男性欲望、骚扰以及侵害。无论是日本鬼子，还是成业，在民族国家之外，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男人。萧红从女性身体的角度表达了对生死、对男性以及民族国家的理解，同时也表达了对民众真正觉醒的质疑。在民族国家的话语中，田沁鑫在最后一刻让金枝――那年轻的、痛苦的、焦虑的、不安的身体在敌人的刺刀下倒下，高昂且悲壮的情绪使整部话剧获得完满――台下唏嘘、掌声四起。煽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响应。剧中各种人物的复杂性在结局处戛然而止。这只属于公众意义的理解。换言之是对公众理解的一种妥协，为民族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虽然戏剧不同于小说，但我依然对这样的处理方式表示不解。虽然在剧作中田一直表达自己的质疑，但最后她又浓墨众彩地把这种质疑自我消解，说实话，这样的消解，与萧红原作的本义有着不小的距离。还好，田沁鑫又有意识地让剧作充满多个声音。在金枝死之前，她又言说了另一个女人――二里半老婆的死亡。这个被认为缺心眼，受到众人嘲笑的女人，临死前指着两个日本兵对二里半说他们两个操我一个，之后便屈辱得倒下。但意料之外的是，她死亡的身体因为失贞又挨了二里半――她活着的丈夫的一记耳光。不被认为是男人的男人二里半，在倒下的这个女性身体前面获得了一种权力，耳光使他更象个男人。而倒下的女性身体，其屈辱则是双重的：被两个男人凌辱（个人的），被两个日本男人凌辱（民族的）。同样死在日本人的刀下，一个因为身体纯洁受到褒扬，一个因为被凌辱而受村民诅咒。――并不是所有女性身体的被杀害都能象金枝一样完成民族话语的解释。二里半老婆之死其实是田沁鑫对这所谓民族尊严与男性尊严的的别一种注解。甚至不由不想到这里的处理是对萧红的一次遥遥响应：女性身体――生死场。它存在、孕育、死亡，不进入国家话语，也具有意义。看话剧的感受是复杂的。一方面惊讶于文字在这舞台上的复现。而另一方面是感染力――这是电影院、碟片所无法给予的。在最后的十几分钟里，愈到后来愈会落泪。在不当亡国奴的雄性吼声中无法不感动。但是，必须坦言，真正让我动容的是王婆死而复生后对着受人诟病的女儿金枝说：你生下孩子，我来养。而当赵三把襁褓的之中的女婴摔死时，让我泪水夺眶而出的不只是那被摔下的婴儿，还有那舞台正中的金枝。刚刚生产后的金枝柔肠寸断地亲眼看着她自己的父亲――赵三把孩子摔死。而她在生产中被捂住了嘴，失声失语而陷入死寂的场景更是触目惊心。这样的震动，犹如柔软而又坚韧的力量，疼痛地直击你内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