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梅的确不在这儿住了，谁也说不准她到底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我最后一次看见她，是在十一年前。当时，她在这儿开了一家小药店，对街坊四邻总是有求必应，不知不觉中，药店变成了杂货铺。梅梅手脚勤快，持店有方，把小铺子收拾得井井有条，货色十分齐全。白天，她用多梅斯蒂克牌缝纫机（当时小镇上一共有四台）给人家做针线活，要不就站在柜台后面招呼顾客。她总是保持着印第安妇女那种特有的和蔼可亲的神情，又大方又含蓄，既显得天真烂漫，又对外界有所防范。

自从梅梅离开我们家，我好长时间没见到她。说实在的，谁也说不准她究竟是什么时候来到大街拐角和大夫一起过日子的，为什么她会这么贱，居然嫁给一个拒绝给她看病的男人。当时他们俩都住在爸爸家里，一个相当于养女，另一个则是食客。听继母说，大夫为人真不怎么样。梅梅闹病那天，他一个劲儿地劝说爸爸，要他相信梅梅的病不要紧。其实呢，他根本没去看梅梅，连他自己房间的门都没出。不管怎么说，即使梅梅的病只是头疼脑热，他也应该给她瞧瞧。不说别的，单凭他在我们家一住就是八年，我们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他也总该知恩图报吧。

我不知道后来又出了什么事。我只记得，一天清晨，梅梅不见了，大夫也不见了。继母把大夫住的那间房子一锁，此后绝口不再提起他了，直到十二年前给我缝嫁衣的时候，才又说起了他。

在梅梅离开我们家三四个礼拜后的一个礼拜天，她到教堂去望八点钟的弥撒。她身穿簌簌作响的印花绸衣服，头戴一顶滑稽可笑的帽子，帽顶插了一束纸花。以往在家里的时候，我见她总是衣着朴素，经常光着脚。那个礼拜天，她一走进教堂，我还以为来了另外一个梅梅呢。她在前排，挺直了腰板夹在太太小姐们当中，装模作样地望弥撒，脑袋上顶着一大堆七零八碎的东西，花里胡哨的像是戏子的行头。她跪在前排。就连她望弥撒的那股子虔诚劲儿，也令人感到陌生，画十字的架势也透着俗气。知道她是我们家女佣的人，见她打扮得如此花枝招展地走进教堂，都十分惊诧。从没有见过她的人也吓了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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