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一九八〇年，二〇〇八年加上两段间奏）

一

时间是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两三年后。我爱上了瓦雷兹和泽纳基斯的音乐。

为什么呢？我问自己。是因为赶前卫的时髦吗？在我生命孤独的这个时期，赶时髦应该是毫无意义的。那是因为内行人的兴趣吗？或许我勉勉强强可以说我理解巴赫某一首曲子的结构，但是面对泽纳基斯的音乐，我毫无用武之地，我完全不懂，完全外行，也就是说，我只是个一无所知的一般听众。然而，当我贪婪地听着他的作品时，我感受到一股真诚的欢愉。我需要这些音乐，它们带给我一种奇异的慰藉。

是的，我说的是慰藉。我在泽纳基斯的音乐里找到一种慰藉。我在我的生命和祖国最黑暗的时期学会爱上他的音乐。

可我为什么要在泽纳基斯的音乐里寻找慰藉，而不是在斯梅塔纳的爱国音乐里？或许我可以在他的音乐里，为我刚被判处死刑的祖国找到永垂不朽的幻象。

灾难降临我的祖国（灾难的后果将祸延百年），我们的幻想因而破灭，幻灭的范围并不仅止于政治事件。这幻灭关系到人的原貌，关系到人及其残酷，还有可耻的不在场证明（以此掩饰其残酷），这也关系到总是以情感将野蛮行为正当化的人。我明白情感的波动（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里）和暴行并不矛盾，但是前者分不清它和后者有何不同，前者成了后者的一部分……

二

我在二〇〇八年加上这些文字：在我的旧作里读到关于“我刚被判处死刑的祖国”和“灾难降临我的祖国（灾难的后果将祸延百年）”这些句子，我心里自动升起一个念头，想把它们删掉，因为这些句子在此刻无论怎么看都很荒谬。后来我克制住了，甚至因为我的记忆想要自我查禁而感到轻微的不快。这正是记忆的美丽与哀愁——记忆因为得以忠实保留往事连接的逻辑而感到自豪，至于我们以何种方式经历这些往事，记忆并不认为自己和任何真相的义务有所关联。记忆想要删去这些小段落的时候，不会有丝毫说谎的罪恶感。就算它想说谎，不也是以真相之名吗？因为事实不就是如此吗？在这段时间当中，历史已经将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这件事，变成了世人早已遗忘的一段单纯的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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