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宪宗驾崩，十八岁的皇太子朱祐樘即位，是为明孝宗，翌年改元弘治，是为弘治元年（1488年）。

孝宗并非一个能建立赫赫武功、大扬国威的皇帝，所以很难被后人以骄傲的口吻提及。但在治内政、理民生的领域里，孝宗总还是有些作为的，以至于《明通鉴》满怀感情地将他誉为“中兴之令主”。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能干，而是因为他不太能干。

孝宗皇帝是个性情温和、不爱生事的人，这应该和他体质孱弱、精力不足有关。史书虽然称道他的“勤政”，但这“勤政”一来只就他在位的前几年而言，二来也实在是被明朝皇帝的各种怠政反衬出来的。然而经济运作的规律是，统治者越少生事，经济发展也就越快。所以历史上只要一出现休养生息，经济就会突飞猛进，这不是因为朝廷管得好，而是因为朝廷管得少。老百姓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晓得感谢皇恩浩荡。

无论如何，换个皇帝，总给人一点新的希望。而就在这位中兴令主改弦更张的大气象里，十七岁的王守仁千里赴越，准备娶妻生子，过自己的小日子了。他的未婚妻是时任江西布政使司参议的诸养和的女儿，这位诸养和，《年谱》称之为王守仁的“外舅”，以至于今天有人误解两人本有甥舅关系。实则“外舅”就是“岳父”的意思，《尔雅·释亲》所谓“妻之父为外舅，妻之母为外姑”。

古人的婚姻，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所以要有“父母之命”，是因为古人的个体意识弱，家族意识强，婚姻不是夫妻二人的事情，而是事关两个家族的大事，意义在于“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礼记·昏义》），意即横向连接两个家族，纵向连接无数代以来的祖先与无数代以后的子孙。之所以“媒妁之言”，是为了强化男女双方的廉耻意识，严禁伤风败俗的自由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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