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对没落法国的绝望中度过了30年代……事实上，法兰西已不复存在了。它只存在于法国人相互间的仇视当中。

——雷蒙·阿隆

据说，第三共和国是在一片嫌恶声中退出历史舞台的。几乎很少有人曾在1940年7月认真地想要为其辩护，它就这样未被悼念就消亡了。最近有学者提出，这样一种笼统的判断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意见，因而需要进一步得到澄清，但是至少在法国知识界，对共和国及其价值的漠然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正确。亲共人士从“人民阵线”的妥协中幡然醒悟，因为后者先是拒绝介入西班牙境内由纳粹支持的叛乱，又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出台后，于1939年8月彻底改变了党派的初衷。曾在1936年满怀希望的社会主义者们同样经历了某种信念的丧失，除了上述原因外，社会主义团体内部已经分裂为持和平主义观点和对德国扩张持批评态度的两个派别。对于右派阵营而言，1936年的工人大罢工让他们感到害怕和厌恶，保守派和反动派因而更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形成了反共产主义、反共和主义，以及甚至更为坚定和激进的反犹主义同盟。罕有“居中”的知识分子。那些小部分捍卫共和、反抗纳粹主义的人，全然不是为了维护第三共和国及其缺陷，而是为了他们往昔的共和理念，可以说，他们多半不再认同这个政体和制度形式了。

共和国已经堕落了，它所代表的那个世界已经无可救药，这种观念深入人心。1932年，年轻的埃马纽埃尔·穆尼埃在他的新杂志《精神》（Esprit）的发刊词上这样写道：“现代世界已经彻底腐化了，要想让新枝抽芽，整个腐烂的大厦都必须被击碎。”对于穆尼埃来说，这个比喻首先是对某种情感的回应——对第三共和国晚期愤世嫉俗的世故的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厌恶；它丝毫不代表他的政治立场，在最初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同样是在美学意义上的）眉来眼去之后，他转而坚定地反对纳粹主义，并成为慕尼黑协定的批判者。从另一方面来说，他所设想的以替代共和国乱象的渐进的公社性质的政治架构（穆尼埃和他的同时代人对现代性抱持某种杜尔凯姆式的怀疑，即便这些怀疑都是基于不同的出发点）使得他和他的《精神》杂志的同僚们不断对现代民主进行批判。“这个时代呼唤一些新的精英，他们能够领导并且革新一个已略显疲态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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