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我们已经发现了历史，并且宣称，它不应被遗忘。

——莫里斯·梅洛-庞蒂

1940年至1944年，德占时期和抵抗运动的经历改变了法国知识界，加速了其内部地位和力量的变化。受到“一战”消耗的上一代的知识分子，因为通敌、流放和死亡，地位不断下降。然而这一判断显然也有例外。20世纪30年代之前便成为法国文学界核心人物的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让·波扬（Jean Paulhan），在战后至少10年的时间里，仍然在知识分子和政治世界里保持了他们的卓越地位。尽管早先的风格和影响力不再，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在战时流放结束之后，在40年代的争论中重新崭露头角。然而其他一些人——纪德、莫拉斯和他们的同代人——已经被超越了，他们的地位被具有非常不同的洞察力的新一代所替代。这并不意味着再没有人去读上一代知识权威的作品［直到1953年，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仍然是高师学生所推崇的作者］，只是他们不再掌握公众的主流话语权；他们不再能为知识界的交流设立标杆。

其实也不用过分夸大知识分子代际间存在的差异。毕竟马尔罗只比我所书写的那一代——萨特、阿隆和穆尼埃——早出生了4年。只是前者尽管相对于上一代的其他知识分子稍显年轻，却与比他大20岁的那些战前知识分子没有太大的差别；他曾经积极参与30年代的政治斗争，早在年轻的“不服从者”们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就已经是一位文学巨匠。因此，“二战”对于马尔罗而言，并不标志着政治觉醒或者道德的觉醒——事实也确实如此；大部分时间，他都舒适和安全地待在蔚蓝海岸，坐等战争结束，直到相对较晚的时候，他才积极投身于抵抗。最重要的是，马尔罗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曾是哲学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者，然而他不但没有被战后革命的可能性所吸引，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一位坚定的戴高乐支持者。就凭这一点，尽管他的作品在读者中长盛不衰，都使得他处于一个被主流知识分子世界边缘化的境地；这一境况至少持续到了40年代末期，在那以后，雷蒙·阿隆和再晚一些的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成了他的同行者，尽管各自出于不同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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