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的内心最深处，如何能够忍受这样一种人的堕落，而这件事还发生在你的朋友身上？

——安德烈·布勒东

所有读过战后那些年充斥着法国公共生活的不计其数的书籍、随笔、论文和论辩交锋的人都会对这一喧嚣当中的寂静印象深刻。在所有的语言在场的混乱中，可以说，存在着一种“大缺席”。那是这样的一代人，他们的注意力无休止地集中在每个人对行动及其后果的责任的担当上，所有人都在谈论人道主义和人类的命运，独裁和战争带来的不可言说的痛楚是所有政治选择的衡量标准。然而，席卷半个欧洲的共产主义政权在建立之时，付出了剥夺、伤痛、死亡等代价，却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关注或抗议。甚至是那些参与其中并自愿接受精神麻醉的人偶尔也会表达对他们无力反驳的惊讶。克拉夫琴科“声名狼藉”的书出版之时，雅克·马多勒（Jacques Madaule）在《基督教见证》中指出，我们是如何对这样的报道或是“更糟糕的铁托元帅在南斯拉夫的独裁”“无动于衷到不可思议的”。就好像一个漫长的冬日降临到了知识分子的心头，隐约覆盖了所有人类受难的证据；在一片阴郁中，评论员也只能以最抽象和最模糊的方式抓取片段的真相。从这些有选择性的、故意透露的部分资料中，他们塑形和抽象了关于“那边”的真相，以满足他们自身的精神需要。

这一集体精神麻醉的练习多半不被认为是令人不快或是困难的。正相反，它符合我们现在所称的语言规范；在其中，政治论辩的通用语言，不管是在同个政治阵营内的还是跨意识形态边界的，都将道德范畴的使用排除在外，因为后者会迫使男男女女以另外一套标准来反观自己和他人的行动。套用一种历史编撰学的说法，也许有人会说法国知识分子采取了一套严格受到限制的范式；如今看来，这一范式的吸引力已经大大减弱了。除了少数例外之外，他们将不会也不能看到他们所讨论的那些事件的意义。当他们确实一时对斯大林主义的真相及这种真相对他们的政治环境造成的影响有所洞见时，通常情况下，一旦这一时刻过去，他们就会从头脑中将这一令人苦恼和不快的真相驱逐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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