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喜欢与否，社会主义建设的优势在于，个体需要与其运动结合并接受其目标才能理解它。

——让-保罗·萨特

在1944年至1956年间，对斯大林主义可能有四种反应。第一种就是简单的拒斥。这是雷蒙·阿隆和其他几个人的立场。它否认共产主义的主张有任何的可信度，不管是作为工人阶级利益的体现和保护人还是作为实现历史进步和人类完善的媒介物。在这样一种严格的界定下，智性上的自洽和道德上的融贯是可能的；然而在那些年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它也使得持这种观点的知识分子被排除在主流知识分子生活之外。这并不意味着阿隆没法期待一个志同道合者的共同体。在《证据》和《精神自由》杂志上，且不说国外的杂志，都可以找到德尼·德·鲁热蒙、尼古拉·基亚罗蒙特（Nicola Chiaromonte）、阿瑟·库斯勒、克洛德·莫里亚克、朱尔·莫内罗、伊尼亚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马内斯·施佩贝尔（Manès Sperber）、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以及许多其他人的文章。但是不管这项工作在智性上如何有吸引力，我们都没法认定在那时这一立场产生了什么特殊的影响。

第二种，是简单的接受。像阿拉贡或乔治·科尼奥这样的共产党知识分子很明显地持有这样的立场。对他们而言，那时来自苏联和东欧的消息经过了二次过滤。起初，关于集中营、严刑逼供和被操控的审判以及其他的谣言遭到了干脆的否认。根据假定，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并没有参与类似的行动。但当否认变得不再可能时——比如苏联劳改营的存在或者在新的“人民民主”国家排除异己的事实——受到质疑的事件只是以一种与共产主义自我描述自洽的语言被重新解释了。只要我们采取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在这里不需要展开），整个过程就变得顺理成章。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知识分子”的范畴都接近于一个矛盾修辞，不是因为善于思考的人不能够成为共产党人（很多人都是），而是因为党内知识分子的身份并不受人欢迎。如果他们加入了共产主义运动，他们就将他们的智能用于服务党派，并被要求去相信而非去分析。真正有价值的知识分子不在体制内而是在体制外，比如作为独立的思想者、学者和记者为斯大林主义者提供声援，以建立其知识分子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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