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说我们这里的傻瓜会比别处的少。我只是相信，我们这里的傻瓜会比别的国家的更为明智。说句不中听的话，在法国，我们呼吸的空气都是带有批判性的。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本书所描述的状况和态度尤其具有法国特色。战后那些年的巴黎知识分子史，知识分子们在斯大林主义面前的集体近视，代表了明显且独特的法国史。那么，在何种意义上、在哪种程度下我们可以说它就是法国所特有的呢？根据我上述的1945年之后的知识分子共同体的状况，那些有助于确定战后政治介入的历史的、依情况而定的、个人的因素都根植于法国地方性的经验；但是其中有一些经验也是别的国家和文化中共有的。“一战”对自由社会造成的影响、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吸引力、30年代的幻象和醒悟、“二战”、德占时期、抵抗运动、肃清运动以及“冷战”构成了现代欧洲史的一部分，标志着各处的男人和女人们的记忆和行为。战后欧洲斯大林主义造成的道德和政治的困境波及了所有土地上的知识分子。

除此之外，以一种奇怪的和伦理上不自洽的方式对这些困境做出回应的能力也绝非只有法国的知识分子具备。一些如此受尊敬的自由文化中的居民，如萧伯纳或者英国历史学家柯尔（G. D. H. Cole）都写过为苏联辩护的最糟糕的胡话。萧伯纳宣称说，苏联的工人热爱他们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者，热爱那些夜以继日工作的同志，而英国的无产阶级却反对在他们的工厂中开展这样的活动；柯尔在一本发表于1941年的小册子中早就说过，无力在战争中保护自身的主权国家就没有存在的权利。他说，让希特勒统治所有的中东欧地区会比在当地重建一些小的民族国家要更好；但是最好的方式无疑是允许胜利的战后苏联吞并波兰、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在两次大战的那些亲共接班人中，另有一个英国人阿诺德·凯特尔（Arnold Kettle）在1958年的《曼彻斯特卫报》中提到了苏维埃的文化管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差异在于，在社会主义社会当中，领袖承担了全部责任的压力……责任包含了错误和滥用；但比起不负责任，这却是一种更高级的、更人道的态度”。萨特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但却说得更加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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