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法国人）极为擅长将恐怖变成一场国家的祭仪，并享受断头台上那令人一阵心惊的时刻对于这一。点，我们一向心知肚明，难道不是吗？只是我们从来也不谈论它，甚至还反而赌咒发誓，但是狂热的先知最初是从我们之中浮出水面的。

——皮埃尔·埃马纽埃尔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投身政治的知识分子内心并不愿意认真地把公共伦理当回事，这种不情愿指向的是一种无能。法国知识分子这一缺陷的重要根源在于他们广泛接受的一种说法，即与道德相关的规范性判断受到了它们同自由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在历史和逻辑上的关联的腐蚀。他们普遍认为，自由主义及其基于个人和他们的权利和自由的政治语言，在保护民众反抗法西斯主义及其后果的问题上彻底失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没能提供一种关于人类及其目的的替代性解释——或者至少是没能提供一种足够一贯且有吸引力的解释，以击退激进右翼的魔咒和威胁。在纳粹和德占时期面前，知识分子被迫，如他们所争辩的那样，去别处寻找他们的指导方针和政治共同体。自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乍看之下，将这一立场与战后知识分子联系起来显得有些奇怪。这是两次世界大战间氛围的研究当中另一个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在那时，自由主义和民主同其敌人法西斯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一样变得过时。也许有人会认为，个体和集体在战时和德占时期的抵抗经历会导向对权利和自由的倚重。表面上，确是如此。但是一旦政治和道德理论家再一次面对自由和正义受到威胁的状况之时，他们回应的方式却提示人们，没什么事情发生了变化。法西斯主义被挫败，共产主义成了盟友，即便后者是一个令人不那么愉快的存在。而自由主义仍然是敌人。要理解令人安心的事实为何如此，我们需要短暂回顾一下现代法国政治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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