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民族代表着民主和完善的下水道。

——约翰·贝奇曼

信任、合作、累进税和干预主义的国家在1945年后的几十年中给西方社会留下了什么？简单的回答是，不同程度的安全、繁荣、社会服务和更加平等。近年来，我们已经慢慢习惯了一种论断，就是为这些好处付出的代价——经济低效率、创新不足、扼杀创业精神、公共债务和丧失私人主动性——太高了。

这些批评大多可以证明是错的。以1932年至1971年间美国的社会立法的质量和数量来衡量，美国毫无疑问是一个“好社会”；但是，很少人会愿意声称美国在“美国世纪”那些太平盛世年间缺少主动性或创业精神。然而，即使20世纪中叶欧洲的社会民主和社会服务国家在经济上确实不能维持，这个事实本身却不足以说明它们不值得我们注意。

社会民主主义一直是一种杂牌政治学。第一，它将后资本主义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梦想和需要与资本主义世界生活和工作的实际认识结合起来，这个资本主义已经被证明不是像马克思在1848年热情洋溢地预言过的那样，进入了最后阶段。第二，社会民主主义又十分重视“民主”这部分：与20世纪初期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及其共产主义后继者相反，自由社会的社会民主党人接受民主游戏的法则，很早就对他们的批评者和反对者做出妥协，作为为权力竞争而付出的代价。

第三，社会民主主义者并不是特别地或者哪怕是基本地对经济感兴趣（这一点和共产主义者正好相反，共产主义者总是强调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正统的主张）。对社会民主主义者，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分配概念。其主旨是保证财富和资产不要不合比例地集中到一些有特权的人手中。如我们所见，这在根本上是一项道德事务：社会民主主义者，像18世纪批判“商业社会”的人一样，对毫无管制的竞争所造成的后果感到愤怒。与其说他们是在寻找一个激进的未来，不如说他们是在寻求回归到更好的生活方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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