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学习思想史是解放思想的必要前提。

当然，什么都不像我们记忆中那么美好。伴随着战后几十年的社会民主共识和福利机构的，是现代最拙劣的市政计划和公共住宅。从共产主义的波兰，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瑞典、工党的英国、戴高乐时期的法国和纽约的南布朗克斯，过分自信、缺乏敏感的计划者们为城市和郊区砌起了不宜居住、惨不忍睹的住房。有些住房还在，比如巴黎郊区萨塞尔，见证着官僚大人们对其臣民的日常生活有多么高傲冷漠。伦敦东区一幢极其丑陋的高楼——罗南点，还知道自惭形秽、自行倒塌，但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建筑还在。

地方政府和全国政府对他们的决定带来的伤害漠不关心，代表了战后计划和复兴的一个令人不安的侧面。认为当权者最聪明的思想——认为他们代表那些不知道什么东西对自己最好的老百姓从事社会工程——并不是1945年才诞生的，但它是在之后的几十年间风行起来的。这是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时代：老百姓对他们的新公寓、他们被迁入的新城镇、他们被分配的“生活质量”感觉如何，常常不过是无关紧要的问题。

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保姆最明白”的观念开始产生反弹。对于大批地、随意地不仅清除“丑陋”的贫民窟，而且还清除珍贵的建筑和市容，中产阶级志愿组织开始抗议：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和伦敦的尤斯顿车站被随意拆毁，在巴黎市中心古老的蒙帕纳斯区修建可怕的办公大楼，对整个城市进行不可思议的重新划区。这些作为不像是为了整个社区而进行的、具有社会责任心的现代化，而开始显出不受控制和反应迟钝的权力的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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