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实现了一切，但是，在我看来，结果是我们实现了的，对我们曾经梦想过的是一种讽刺。

——克日什托夫·基斯洛夫斯基

但是，如果我们都是“民主派”，那现在如何区别我们？我们的主张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不要什么：从过去一个世纪的痛苦经历里，我们学到了一个教训，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让国家去做的。我们从一个教条的时代幸存下来，这套教条带着令人吃惊的信心，陈述我们的统治者应当如何行事、提醒个人——必要时强迫他们——掌权的人知道什么东西对他们好。我们不能回到那一套。

反过来说，尽管有1989年的所谓“教训”，我们知道国家不全是坏的。唯一比政府太大更坏的情况，就是政府太小：在失败的国家里，人们承受的至少是和极权国家统治下一样多的暴力和不公正，除此之外，他们的火车还不能正点运行。此外，如果我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20世纪“社会主义对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故事是个误导。资本主义不是政治制度，它是一种经济生活方式，在实践上和（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的）右派独裁、左派独裁、（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君主制和（美国的）财阀共和国都是可以兼容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在自由条件下最为繁荣，这可能是比我们所想的更有争议的问题。

反之，共产主义尽管和真正的自由市场是明确抵触的，却显然能够适应多种不同的经济秩序，尽管它抑制所有这些经济秩序的效率。这样，我们说苏联解体结束了对计划和中央控制的过分自信的主张，这么说是对的；但是，我们还能得出别的什么结论，这一点尚不明确。并不能直接推论说苏联解体使所有国家规定或经济计划都失去了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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