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伦敦市建议为公共利益而采取社会行动，就像60年前和一个主教讨论《物种起源》。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那么，凯恩斯的“掌权的疯子们”拿他们从死去的经济学家那里继承的思想来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开始拆除国家固有的经济权力和主动权。明确这一点很重要：这丝毫没有牵涉到缩小国家本身。玛格丽特·撒切尔像她之后的乔治·W·布什和托尼·布莱尔一样，毫不犹豫地强化中央政府的镇压和情报搜集手段。多亏了各处的摄像头、窃听器、国土安全部、英国独立保安局和其他措施，现代国家对其臣民无处不在的控制在继续扩大。挪威、芬兰、法国、德国和奥地利——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从摇篮到坟墓”的保姆国家——除了在战时外都没有使用这些手段，而吹嘘自由的盎格鲁-撒克逊市场社会却往这个奥威尔式的方向走得最远。

与此同时，如果我们一定要指认出标志着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个世纪的认识转变的总后果，那肯定应当是对私营部门的崇拜，尤其是私有化的邪教。有人可能会说，热心分配公共所有的物资纯粹是务实主义的。为什么要私有化？因为，在预算有限的年代里，私有化似乎会省钱。如果国家拥有一家低效率的工厂或一项代价高昂的服务——比如说，自来水厂，或者铁路——国家可以把它转售给私有购买者。

这个销售理当为国家省钱。与此同时，由于进入了私营部门，有关运作也会因为追求利润的动机而变得更加有效率。每个人都得到好处：服务改善了，国家摆脱了一项不合适的职责，投资人赚钱，而公有部门从销售中一次性获利。这样，从表面上看，私有化代表着放弃教条式的以国家为中心的优先考虑，而转向更直截了当的经济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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