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保护个人自由和完全满足我们公平分配的目的之间是互不兼容的。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保守主义——更不用说意识形态右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间是少数派的选择。老派的、战前的右派两次失去了信誉。在英语世界，保守主义没有能够预计、理解和弥补大萧条引起的大规模破坏。到战争爆发时，只有英国老保守党的核心和铁石心肠、一无所知的共和党，才反对华盛顿的新政派们和伦敦的半凯恩斯主义者们富有想象力的应对危机的努力。

在欧洲大陆，保守派精英们为他们对占领国的妥协（及更糟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在东欧，中间和右翼的老党派被他们的共产主义后继者残酷地摧毁了，但即使是在西欧也没有传统保守主义派的地盘。新一代的温和派取代了他们的位置。

知识保守主义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一个对正统现代思维无比蔑视的迈克尔·欧克肖特，就有一百个支持战后共识的进步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人有空搭理自由市场主义者或“小政府主义者”，尽管大部分旧式自由主义者仍然本能地怀疑社会工程，他们还是承认很高层次的政府行动主义的，哪怕只是出于谨慎。诚然，1945年以后的政治争论的重心不是左右之间，而是在左派内部：在共产主义及其同情者，和主流的自由社会民主主义共识之间。

在那些共识的年代里，最接近严肃的理论上的保守主义的学说来自法国的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英国的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和——尽管不太一样的——美国的悉尼·胡克（Sidney Hook）。所有这三个人都会乐意被贴上“保守”的标签：他们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既从伦理上又从政治上反共，浸润在19世纪那种对无所不能的国家的怀疑之中。他们是不同形式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接受福利和社会干预的必要性，还有累进税和对公共利益的集体追求。但是，出于本能和经验，他们反对所有形式的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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