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重要任务不是做个人早已在做的事，将它们做得好一点儿或者差一点儿；而是要做目前根本还未做过的事。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26年

挑战不会来自美国……来自联邦德国或法国；挑战来自那些好不容易才最终能够收获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物质成果的国家，无论他们可能错到什么地步——而我认为他们在许多根本的方面都是错误的。

——安奈林·贝文，1959年

我们的国家代表着民主和适当的疏导。

——约翰·贝杰曼

我要把教堂的窗户打开，这样我们就能向外看，而人们可以向里面看。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

照片就是真相。电影就是每秒24帧照片的真相。

——让-吕克·戈达尔

20世纪60年代是欧洲国家达到顶峰的时代。在这之前的一个世纪里，西欧各国的公民和国家的关系总是在军事需要和政治需要之间妥协游走：公民刚刚获得的现代权利被保家卫国的旧义务所抵消。但是自1945年起，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以社会公益和经济策略相互交织为特征，而政府的角色也转变为服务于国民，而非相反。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西欧各福利国家包揽一切的雄心壮志会失去部分吸引力——不只是因为这些国家不再能兑现他们的诺言：失业、通货膨胀、人口老龄化、经济减速等众多掣肘，使得政府兑现不了当初承诺的一半。国际资本市场和现代电子通讯的转型削弱了政府计划和实施国内经济政策的能力。而且最重要的是，政府干预的合法性本身已经遭到破坏：国内公共部门机构和生产企业的僵化和无能，而在国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失灵和政治镇压也是再明显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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