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报，1948.12）

我在这里仅就您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戒严》一文中的两段内容作个回答。不过，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愿回答您或其他人对作为戏剧作品的剧本发表的批评意见。每当让人演出一个剧目或是出版一本书时，你都会处于被批评的地位，而且还得接受那个时代的审查制度。不管你想说什么，最好还是保持沉默。

在您对一部关于专制独裁的剧目是发生在西班牙而感到惊讶的同时，您已经超越了您的批评的权利，您认为这种现象更应该指的是东方国家。在您写到这种做法既缺乏勇气也不诚实时，您实际上最终把发言权又交给了我。您的确有不少理由认为对这一选择我是有些不负责任的（让我们这样来解释：是巴罗这家伙的过错，他早已“恶贯满盈”了）。不幸的是剧情就发生在西班牙，这是我的选择，是我经过思索后的选择，选择剧情就发生在那里。我因此必须得面对您对我的机会主义和不诚实的谴责了。您将不会感到吃惊，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回答您。

此外，如果您没有触及像西班牙这么严肃的主题，我很可能对您的指责就不会进行自我辩护（今天，又能到哪里去说理呢？）。因为我实在没有任何必要去说，我写《戒严》不想去恭维任何人。我是想直接抨击一下这种过去或现在按照右的、左的专制模式组成的政治社会。任何一位善意的观众都不会怀疑，这个剧本就其具有的高尚的、热爱人间的内容来说，就其反对专制国家，不论是俄国、德国或西班牙的空想和恐怖的方面来说，是站在个人和肉体一边的。一些严肃的医生每天都在思索着我们社会的衰败，并在深入地寻根求源。可能会找到根源。但对我们中最单纯的人们来说，时代的病患是由其效果，而不是由其产生的原因来诊断的。这个病患就叫做国家，警察国家或官僚主义国家。这种病患以各种意识形态为借口在各国的扩散，机械的和心理上的镇压手段带给它的屈辱性的安全，对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美好的东西来说构成了致命的危险。从这一观点出发，现代的政治社会，不论其内容如何，都是可鄙的。我并没有说别的什么，就这点来说《戒严》是一个决裂的行动，对什么也不愿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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