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在普雷耶尔召开的一次全国作家会议上的讲话，发表在1948年12月20日的《左翼报》上。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被各种平庸而又残酷的意识形态所驱动，已习惯于对一切都感到耻辱。为他们自己、为幸福、为爱或创作而感到耻辱。那个拉辛为其《贝蕾尼丝》而感到耻辱、伦勃朗为画了《巡夜》而请求原谅的时代，可能会永远被打入了冷宫。今天的作家和艺术家因此而缺乏良知，而我们中的一些人经常为自己的职业而道歉则是时髦的事。

事实上，有人对促使我们这么做还颇有热情。从这个政治社会的四面八方，那高叫声正冲着我们而来，迫使我们必须进行自我辩白。应当为我们的无用而辩白，同时还要为由于我们的无用、我们在服务于肮脏的事业而辩白。而当我们回答说要消除如此矛盾的指责十分困难时，人们就会对我们说，我们不可能在所有人的眼里都能解脱，但我们可以得到某些人慷慨的谅解，只要站在他们一边就行了，而且要相信他们的话，因为这是唯一正确的。如果这种游说没有成功，人们则又会对艺术家说：“你看看这个不幸的世界。你为它又做了些什么呢？”对这种厚颜无耻的讹诈，艺术家可以这样回答：“不幸的世界？我并没有助长这种情况。你们当中谁有资格也敢这样说呢？”说真的，我们中没有任何人在必要时会对来自绝望的人们的呼唤无动于衷。应当因此而感到有负罪感。我们被引入不是宗教的宗教中去了，这是最坏的结果。

然而，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人们要我们进行的选择并不取决于这种选择本身，这种选择是由其他一些选择、以前的事实所决定的。而艺术家的首要选择，恰恰应当是当艺术家。而如果他选择了要成为一位艺术家，这是因为他考虑到了自身的情况及他对艺术独到的看法。如果这些理由很好地解释了他的选择，那么，这些理由很可能是继续帮他确定自己对历史看法的很好的理由。这至少是我的想法。今晚既然我们在以个人的名义自由地交谈，那我想谈简单一些，不去强调我并无体验的不良的意识，而是谈谈面对世界的不幸及由此我对我的职业产生的两种感受，即感激和自豪。由于需要自我辩白，我想解释的是，在我们的力量和能力的范围内，在一个被仇恨所折磨的世界上，我为什么要从事一种会使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平静地说出他不是任何人的死敌的职业。不过，对这一点需要进行解释。而我只有多少谈谈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和我们这些艺术家和作家决心要做的事情才能做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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