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服装时尚和政治事件很快就会传到阿尔及尔。1934年，极右翼与极左翼在议会相互指责，双方对垒的事态严重。2月6日之后，阿尔及尔的报纸刊登了一些传真照片：巴黎的保安警察骑在马上执行任务，示威者在骑兵下方投掷小球，众议院门前有公共汽车在燃烧。

加缪希望保持自己的安宁，希望能够实现这桩既出于激情也出于理智考虑的婚姻，再说他更关心的是文学形式而不是政治。身在巴黎的弗雷曼维尔为世界前途和希特勒的上台而担忧，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一封接一封地给贝拉米克和加缪写信，督促他们也加入法共。两天之后贝拉米克决定要干，加缪则提醒克洛德：“当心千万不要将自己与一种年轻人的信条拴在一起，因为那只是一种信条。”他进一步说：“我们似乎倾向于把抛弃过去的错误看作是一种怯懦。”他并非像马克斯-波尔·富歇那样拒绝共产主义。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加缪写道：“我加入共产党是有可能的，如果加入，我会投入自己的全部才智，也许还有全部的感情，但不会是全部的心灵，我身上的某个部分不会投入其中，而我不愿意出现这种情况。”他的心灵留给了文学：“我不加入并非意味着对自己的尊重，而是意味着我对一项高尚的、令人钦佩的事业的不尊重。但是我的宗教精神已经根深蒂固，对我而言，如果共产主义不能成为一种宗教的话，那它就什么都不是。”弗雷曼维尔仍然在督促他。结婚前一个月，加缪明确表示不会介入、不会参与：“加入党派就是对自己的强迫，就是对自己身上的其他方面视而不见。”他要求保留自己作为艺术家的自负的权利：“如果各种因素都促使我保持沉默、促使我更看重生活本身，如果一切因素都让我远离社会性的事务，那我是毫无办法的。至于行动，我哪天不在行动？”他的各种活动和各种操心事一样的多：“我已经忘了加入法共这回事。如果在你看来我也许从根本上错了，那就让它去吧。做什么都是一样的。”这是不是加缪将世界看作一种荒诞的偶然性存在的最初表达呢？“再说我也付出了代价：我既不幸福也不快乐。”马尔罗宣称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兄弟般的博爱，加缪就以一句“顺致兄弟般的问候”作为书信的结尾。通常他更喜欢使用别的结尾方式，例如“真挚的问候”或者“回头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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