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时常写下一些创作手记。比起快速记录自己生活并加以评判的普通日记来，这些手记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工具。他在其中为未来的作品草拟一些精彩的片断、谈论自己以及有待塑造的人物、思索时间与空间、寻找“分寸感”。他身上沸腾着某种无节制的冲动，说自己过着“一种混乱的生活”，因而要在纸上将自己的混乱加以整理。在这些手记里，以嘲讽语气直接提到的第三人称“他”代替了第一人称“我”，仿佛对其他人说话更容易与自己拉开距离。加缪曾于1935年（没有标明具体时间）写道：“他在真诚的时候会感到自在。”这种真诚与作为其平衡力量的诙谐同样重要。“将我们从极端痛苦中拯救出来的，就是这种被抛弃的孤独感……这种被抛弃的感觉极其悲哀地充满了我们全身，令我们感到愤怒。……幸福常常不过是对自己不幸的同情。”这段话讲的既可能是未来小说中的某个人物，也可能是加缪自己。在1935年的这些手记中，他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小时候，我曾向别人要求超出他们能力限度的东西：持久的友谊、不变的情感。”如今他已22岁。“我已懂得向别人要求低于他们能力限度的东西：简简单单的同伴而已。这方面最完美的人是谁？加里耶罗。至于别人的情感、友谊、高尚行为，在我眼里均属奇迹或曰意外的恩赐。”

作为投入行动之前的一次后撤，作为对母亲祖籍呼唤的回应和对祖籍的敬意，加缪和妻子一起游览了帕尔马。西班牙是他的第二故乡，在他眼里既带有神话色彩又是活生生的现实。一路上他流连于各处名胜，也享受着自己苦涩的乐趣。他喜欢圣弗朗西斯科的隐修院、各地的港口、圣安东尼奥的修道院，以及伊维萨的海湾。格勒尼耶和帕斯卡尔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他。将这次远足的印象整理清晰之后他在手记中写道：“旅行的代价是恐惧。在某个时刻，由于远离家乡和母语（这种时候一份法文报纸会变得无比珍贵；还有那些傍晚坐在咖啡馆里与别人手肘紧挨着的时刻），你会被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惧抓住，本能地想要重新躲进自己所习惯的环境中，这是旅行带给我们的最清楚的感受。”或者更进一步，突然感到了到某个修道院去遁世的诱惑：“我在一个山岗上发现了一座外墙深黄旧得发黑的隐修院。一位修道士告诉我，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租给我一个小房间，条件是我自己做饭，并且同意很多天里不见任何人。……要是在离这儿800米的那个地方独自一人写作，我一定能够将书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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